《外交事务》专文： 川普正在摧毁美国情报系统

将情报政治化让危险的失败更有可能发生

作者：大卫·V·焦伊（David V. Gioe）与迈克尔·V·黑登（Michael V. Hayden）

大卫·V·焦伊是伦敦国王学院情报与国际安全的英国科学院全球教授，曾任美国中情局分析师和行动官员。

迈克尔·V·黑登是美国空军退役上将，曾任国家安全局局长（1999–2005）和中央情报局局长（2006–2009）。

2022年2月，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混乱的全面入侵前夕，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一场电视转播的国家安全会议上怒斥他的对外情报首脑谢尔盖·纳雷什金：“说清楚点！”纳雷什金明显紧张。最终，在支吾地表达了支持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个地区为“独立国家”之后——也就是普京想听的话——他被粗暴地喝令坐下，如同一个口试失败的学生。纳雷什金对于支持普京战争借口的犹豫，很可能源自缺乏可靠情报来支持所谓“特别军事行动”会将基辅重新纳入莫斯科的帝国版图。但他没有表达任何保留意见，而是选择了顺从和迎合。情报或许模糊不清，但违抗普京的代价非常明确。

普京深信乌克兰会迅速投降，这成为他25年执政期间最大的情报失败。他在入侵未按预期发展后勃然大怒，甚至逮捕了一些高级安全官员。然而，这一切正是普京自己设下的陷阱。像许多专制者一样，他营造了一种属下只告诉他想听之事的环境。理想的情报工作应该促使政治领导人提出正确的问题、挑战自我假设并预判可能出错之处。尽管情报人员确有义务适应其服务对象的兴趣、外交政策重点和汇报风格，但有时情报机构最重要的职责，正是让政治首脑认清那些根深蒂固但错误的信念。

美国拥有世界最强的情报体系。然而在川普总统治下，一些专制国家常见的情报失败病灶，正使美国系统同样变得脆弱。他的民粹主义、个人化领导风格使他无视情报价值，并滥用提供这些情报的机构。今年6月下旬，就在他命令美军轰炸伊朗核设施前一天，川普公开否定了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在国会的证词。加巴德表示伊朗并未接近拥有核武器，这一评估与川普自己的说法相矛盾。川普回应道：“我不在乎她怎么说。”轰炸后，他夸口称伊朗核设施已“完全彻底摧毁”，而国防情报局（DIA）的一份初步报告却给出了更为保守的损毁评估。

问题不仅在于川普轻视情报，他的政府还正在制造一种环境，使高级官员的评估更倾向于取悦总统。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重复了川普夸张的“彻底摧毁”说法，完全无视自己情报机构的报告。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称DIA的所谓“评估”是“完全错误”。加巴德与中情局局长约翰·拉特克里夫很快宣称找到了“新的情报”以支持川普的说法，但拒绝公开这类信息。

装聋作哑

即使在健康的系统中，情报失败也是不可避免的。发掘并准确评估秘密信息在最理想的条件下也极其困难；而人的局限性则注定会在过程和分析中产生错误。但当体系内部发生扭曲时，失败的几率将大大增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专制政权中的独裁者，他们容不得不同意见。在这类环境下工作的情报人员无法“直言不讳”，顺从比专业更被欣赏，阿谀取代了洞察，维持领导人希望的叙述往往要求提供所谓“另类事实”。那些出于诚信而提出与领袖观点相左评估的行为，会被视为不忠，并受到惩罚。在缺乏分析分歧与真实意见表达空间的体制中，领导人极可能根据错误情报做出决策，正如倒霉的纳雷什金所能证明的那样。

今天的美国正面临类似风险。川普的民粹主义带有对专家和专业权威的根本怀疑，并且不能容忍那些提出不合他心意事实或分析的声音。像专制者一样，川普周围聚集的是通过意识形态“忠诚度测试”的追随者，比如那些坚持2020年总统大选是被“窃取”的人。这种政治化分析、自我审查与压制不利事实的文化，几乎是那些会酿成情报灾难的专制国家情形的复制。

获取并准确评估秘密信息在任何时候都是困难的。

在川普眼中，任用官员的首要资格是“个人忠诚”，而不是能力或相关经验。当然，美国总统应能合理期待联邦员工的忠诚，但川普政府的期待将个人效忠置于真相之上。一些资深职业官员被问及投票给谁，这是过去传统上保持政治中立的国家安全职位从未出现过的情况。这类忠诚测试剥夺了有能力者的任用机会，也向在职员工传达一个信息：继续任职等于完全顺从。

当情报高层在服务民粹领导人或专制者时，往往会按领导人可能愿意听的内容来调整机构运作。这会导致情报资源被从真正的威胁上移开。例如，联邦调查局局长卡什·帕特尔已重组FBI，将特工和分析人员从反恐、网络犯罪、中俄间谍活动等领域调去负责移民执法和减少暴力犯罪。虽然打击暴力犯罪本身值得肯定，但保护美国国家安全需要FBI及其他机构处理更广泛的风险。这还不是川普政府唯一一次边缘化或关闭专门负责对抗外国恶意影响行动的情报单位，也不是唯一一次为了政治目的而将资源从严重威胁上挪开。今年5月初，加巴德指示美国情报机构增加对格陵兰的情报收集，目标是评估该岛独立运动的强度。格陵兰是北约盟国丹麦的自治领土，对美国不构成安全威胁，而之所以收集相关情报，是为了支持川普提出的将该岛“并入”美国的提议。情报机构的资源并非无限。如果它们将宝贵资源浪费在这些不存在的威胁或荒唐的吞并计划上，就更可能对中国、伊朗、俄罗斯等对手的真实意图措手不及。

曲意逢迎

政客总是有动机去删减情报报告中的保留意见、夸大分析的确定性，或淡化异议观点。川普也不例外，比如他称国防情报局对伊朗核项目破坏程度的初步报告“结论不明”，从而否定了其中的不确定性。事实上，他并不是第一个倾向选择“配合政策叙事”的情报评估的美国总统。1960年代末，在越战进展缓慢的背景下，总统林登·约翰逊更相信五角大楼对战争形势所作的乐观评估，而非中情局的悲观判断。这扭曲了他的理解，使他对逐步升级战略仍存幻想。2002年，时任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还设立了“特别计划办公室”，试图建立伊拉克与基地组织之间的联系——这是中情局认为站不住脚的——以便为入侵伊拉克制造合理性。

在这两个案例中，对情报的“挑拣使用”都导致了美国战略上的失败。然而，如今的白宫显然忘记了这些教训。今年5月，加巴德解雇了国家情报委员会（NIC）代理主席及其副手，只因为他们评估称总部设于委内瑞拉的犯罪集团“阿拉瓜列车”（Tren de Aragua）并不受委政府控制。这一判断与川普政府驱逐委内瑞拉人所用的政策依据相矛盾。该评估出炉后，加巴德的幕僚长（川普的忠诚派）要求情报委员会“重新审视”证据并“修改文字”，以避免“对加巴德或总统不利”——这是赤裸裸的政治干预。NIC领导层坚持原始判断，未屈服于压力，也因此丢掉了职位。

这种因“说出基于证据的评估”而遭解雇的做法，很容易催生情报圈内的自我审查与集体思维——这两者正是许多情报失败的关键诱因，也是专制体制中的常态。未来，哪怕有勇气的分析员，也可能不愿意“冒头”提供总统不愿听却需要知道的情报。而当总统只被呈上“取悦他”的评估时，他就会困在自己的认知回音室里，无法基于现实做出全面决策。

情报被如此公然政治化，后果不止于白宫内部。回顾小布什政府为发动伊拉克战争而制造舆论的那段“黑暗时期”，美国情报界在美国国内乃至国际上的公信力大受打击。如今，类似的信任侵蚀再次发生。如果盟国与合作伙伴开始质疑美国情报的可信度，或担心自身分享的情报被政治化处理，他们可能选择减少与华盛顿的合作。而美国情报工作中，有赖于与外国机构的密切协作。尽管美国本身拥有强大的能力，但无法替代来自盟国的关键线索或特殊分析。

枪打信使

川普政府公开声称其改革是为了“去政治化”美国情报机构，但实际上，它正在通过施压这些机构迎合政策偏好，否定不合意的评估，清洗被视为“不忠”的员工，并通过各种方式骚扰工作人员——例如以“泄密调查”的名义随机进行测谎测试——进一步加剧政治化。在联邦公务员看来，他们的职位已完全受制于政府的政治意志。就像国家情报委员会领导人一样，他们可能只是因履职尽责就被解雇；又如在多元、公平与包容（DEI）办公室工作的员工，即便他们的职责曾得到制度认可，也因为政策改变而被整体裁撤。再如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六名员工，在川普与极右翼活动人士劳拉·卢默（Laura Loomer）会面后，因“政治不忠”被扫地出门。又比如国家安全局局长与副局长，也在没有给出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被解职。

这场打着“削减成本”幌子的行政混乱已严重削弱士气。今年3月，川普顾问埃隆·马斯克率“政府效率部”的工作人员访问了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局总部，令资深官员如临大敌。随后，这两家机构宣布将进行大规模裁员，形式包括撤销录用通知、解雇新员工、提早退休和鼓励自愿离职。一些资深情报官员最终接受了买断方案。虽然他们中的不少人坦言早已有辞意，但这项政策无疑加速了他们的离开。结果是，这不仅使政府失去了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也使年轻、充满热情与爱国心的候补力量无法顶替空缺。

理想的情报体系应当广纳人才。如果人为地缩窄人才来源，就等于剥夺国家充分利用公民能力的机会，也削弱了情报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苏联时期，只有共产党成员才有资格进入主要情报机构克格勃。这种对马列正统的过度坚持，极大损害了克格勃的分析能力：他们一再低估西方联盟的韧性，夸大苏联代理国与革命运动的实力。二战期间，英国之所以能借助阿兰·图灵破解德军密码，其中一个原因是他隐藏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不然根本无法被录用。今天的美国情报系统，却正在被川普政府明确地排斥多元性与异见观点。当中情局与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终止DEI相关项目时，政府不是简单调岗，而是直接解雇所有相关人员，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本届政府只接受意识形态一致的人才。

一个越来越像专制国家情报机构的美国情报界，将难以留住人才，也难以吸引新人。目前，公共服务岗位对美国最优秀人才而言已不再具有吸引力。更糟的是，现有员工因亲眼目睹系统遭滥用和内部清洗，士气低落、焦虑不安。成千上万的情报官员正在私下联络外部网络、清理涉密履历，只为尽快跳槽至私营领域。这样一个惶惶不安、身心俱疲的队伍，根本无法保持最佳战斗力。

川普政府与阴谋论之间的关系，也在进一步腐蚀情报系统的功能。卢默这位极右翼阴谋论者的“入宫”引发了情报界的多项高层解雇。她曾声称9/11是“内部行动”，即“政府自导自演”。而其他川普政府成员，比如联邦调查局副局长丹·邦吉诺，也公开散布阴谋论，指责“深层政府”在包括杰弗里·爱泼斯坦狱中死亡和约翰·F·肯尼迪总统遇刺等事件中“隐瞒真相”。尽管这些说法毫无证据，但对情报机构的妖魔化，正在持续削弱外界对其正当性的认知。

最终，将情报恶魔化只会让美国更不安全。情报机构需要公众支持才能高效运作。例如，联邦执法机构需要来自公民的举报线索；但如果其副局长都称FBI“彻底腐败”，人们将更可能拒绝配合。与此同时，川普支持的媒体不断煽动民粹情绪，声称联邦执法和情报系统本身就是对公民自由的威胁，这将使国会通过必要的情报授权变得更加困难。去年初，当需要重新授权《外国情报监视法案》第702条款——该条款允许对境外外国人进行电子监控时，许多现在位居高位的FBI官员竟与极右翼媒体一道，将这项法律妖魔化为“奥威尔式的深层政府监控工具”。该条款最终续期两年，但此事凸显了情报机构赖以运作的重要工具，已日益受到政治言论攻击的脆弱性。

失败之形

川普并不是天生的“情报使用者”。从他的日程安排来看，他的情报简报频率甚至没有达到每周一次（而此前几任总统几乎都是每周六次），显然对情报所能带来的优势并无兴趣。他依靠直觉行事，时常以“常识”来为其政策背书——这是一种民粹主义的直觉法，与情报分析那种系统性、结构化的方法完全不符。他偏好口号而非内容，偏好叙事而非细节，偏好阴谋而非探究。他回避具体分析，他的意识形态与经验主义格格不入，这一点早在政府与经济学界就其关税政策展开争执时便已体现得淋漓尽致。川普似乎只在情报“验证”他本人的直觉时才愿意接受，而不是用它来挑战自己的看法或启发多角度思考。

而如今川普政府对美国情报体系的操控方式，正大大增加情报失败的可能性。这种失败可能表现为一次突袭事件、一场战略误判，或者对某个关键事态发展的错估。川普已有前科：在第一任期内，他对新冠病毒蔓延的早期警告反应迟缓，严重拖慢了美国的应对节奏；他还忽视了FBI与国土安全部情报分析员对右翼本土极端主义风险的警告，这最终在2021年1月6日爆发为国会山暴力事件。

川普似乎只在情报“验证”他本人的直觉时才愿意听取。

类似的事情今天可能再次上演。那些屡次被斥为“敌意”的预警，也许终将不再送达。由于害怕遭受报复，官员们可能会自我审查，或干脆不再提供那些可能引发政治抵触的评估——比如有关本土极右翼暴力、或俄罗斯信息战的警报。如前中情局资深分析师布莱恩·奥尼尔上个月在《Just Security》上所写：“下一次情报失败，不会是意外，而是选择。”

而且，即便未来真的爆发情报灾难，川普也未必会反思根源所在。他可能反而会将责任推给情报系统，声称是他们“失职”，甚至散布阴谋论，宣称这些机构“从一开始就在整他”。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改革”都很可能进一步削弱情报系统的独立性，使其更受政治操控，预算、人事与权限都更加集中于白宫之手。

一个拥有天赋异禀球员的球队，在差劲教练带领下也许仍能偶尔获胜。如果未来几年美国侥幸避免重大情报灾难，那是因为其情报系统仍有一批坚守职业精神的人员。但这些机构无法发挥其最大潜能；若其持续遭到滥用、忽视与政治化，就无法为总统提供最宝贵的“情报优势”。川普热衷于谈论美国的自然资源——石油、天然气、林木、农业。但美国无与伦比的情报体系也是一项宝贵资源，是他所谓“伟大”的根基之一。保护美国的安全，今天如此，未来亦然，都取决于是否能妥善守护这个国家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