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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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美国再次孤立：历史上罕见的自毁盟友政策
《外交事务》2025年7月21日 作者为牛津大学国际历史荣休教授玛格丽特·麦克米兰（Margaret MacMillan） 亨利·基辛格曾将自己比作独自骑马进城、清理恶棍的西部牛仔。但这位曾担任美国国务卿与国家安全顾问的政治家，深知对待大国时不能单打独斗。他真正的偶像是奥地利外交家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他曾在1815年促成了奥地利、英国、普鲁士、俄罗斯和若干小国的联手，击败了拿破仑。正如基辛格明白的那样，即便是孤胆英雄，也需要朋友。 但这一点似乎被美国总统川普完全忽视。自2025年1月再次就任总统以来，川普称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为“骗子”和“占便宜的人”。他认为日本和其他亚洲贸易伙伴“被宠坏了”，而邻近的北美国家则被他指责为毒品和罪犯的来源。他在公开场合肆意贬低美国重要民主盟友的领导人，称他们是“过气人物”“软弱”甚至“不诚实”，同时却盛赞他眼中更好打交道的威权领导人，如匈牙利总统欧尔班·维克多（“伟大的领导人”）、萨尔瓦多总统布克莱（“伟大的朋友”）、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聪明人”），以及——至少在最近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被他称为“天才”
评哈德逊研究所报告的荒诞主张
我大致读了由哈德逊研究所发表余茂春先生作序的这份报告。 简而言之，这9篇文章中匿名与非匿名的作者对中国现状的理解，以及他们提出的当中国崩溃后，如何全面管控中国社会的种种方案——包括侵吞中国海外的资产、解除中国自卫能力等一系列主张，像一群执着于纸上谈兵，但意识形态老旧却又十分好战的文人，把讨论地缘政治搞成像写科幻小说般的魔幻、太不可思议了。 其中，章家敦早已不值得认真评论。他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早已沦为当今评论界的笑柄。邀请他参与撰写这份报告，实在是自降格调。 下面我摘两段他的观点： “资产冻结 — 在CCP崩溃后的头48小时内，美国财政部应发布行政命令，冻结中国国有企业和主权财富基金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包括银行账户、房地产、投资组合和股权。估算涉及资产规模约3000亿美元，涵盖CNOOC、CIC、国家电网公司以及其他主要实体的持股。冻结过程需与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合作，确保符合《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并通知国际清算银行（BIS）以协调全球行动。冻结资产包括但不限于： • 德克萨斯州CNOOC的10个油气田，估值约200亿美元。 • 纽约曼哈顿CIC持有的5座商
没有敌人、非暴力抗争与言论自由——纪念刘晓波逝世八周年
今天是刘晓波逝世8周年。如果刘晓波还活着，今年该70岁了。 纪念刘晓波，我想谈三个问题。 1、关于“我没有敌人” 刘晓波说“我没有敌人”。这句话引起很大争议。有人说这句话是向专制者下跪、献媚，是懦弱是软骨头。这种批评是错误的。 首先需要提醒的是，并不是在2009年12月被审判时的《最后的陈述》里，刘晓波才讲出“我没有敌人”，早在20年前的1989年《六二绝食宣言》里，刘晓波就讲出“我没有敌人”了。 “我没有敌人”并非只是出自刘晓波一个人之口，还有不少中国的异议人士也说过同样的话。例如： 秦永敏，资深民运人士，人称“坐牢王”，是文革结束近五十年来已知坐牢时间最长的异议作家和政治犯。秦永敏说：“民主人权事业没有敌人，从七十年代从事民主人权活动以来，我们就坚持这种看法。” 著名的异议人士兼维权活动家郭飞雄也讲过“无敌人”。他说：“我们的手段是：“非暴力、无敌人、不流血”地扩张公民权利运动。” 八九民运参与者、自由作家刘水在2006年发表了一篇纪念六四17周年的文章，
“九二共识”存在吗？“一中各表”是什么意思？
台湾有很多人，尤其是绿营人士，对“九二共识”有严重的误解。 去年10月16日，台湾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讲话，说“九二共识”不存在。罗文嘉说：“从头到尾没有看到‘九二共识’的白纸黑字、相关档案，翻遍两岸两会来往文书信件、会谈纪录里，从来没有‘九二共识’，所谓‘九二共识’其实是不存在的。” 罗文嘉说，中方“九二共识”定义很清楚是习近平2019年1月告台湾同胞书所说“一个中国”、“九二共识”、“台湾方案”，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各自表述。国民党曾提“九二共识”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但马习会上，马英九的“各自表述”不见了、没有提。 10月21日，罗文嘉接受采访时又谈到“九二共识”。罗文嘉解释为什不能接受大陆以“九二共识”作为两岸协商的政治前提。因为大陆的“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
《外交事务》专文：中东和平的最后机会：阿拉伯国家或许是阻止以伊战争的关键
Sanam Vakil “2025年6月12日，以色列发动了持续性的空袭行动，目标是伊朗的核设施、政权高层以及石油和天然气储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此举旨在“削弱、摧毁并消除”伊朗潜在核武器化的威胁。伊朗则以弹道导弹回击，并宣布退出与美国的核谈判。自一年半前以伊展开间接对抗以来，阿拉伯国家一直担忧会被卷入战争。如今战火蔓延，导弹频繁越过整个海湾地区，周边国家不再问“是否”，而是“何时”会遭殃。 目前仍有一线机会避免全面战争。但随着华盛顿对外交的热情减退，地区国家必须挺身而出制止冲突。只有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同时与以色列、伊朗及美国保持良好关系，他们才有能力提出降级方案，推动由本地区主导的调解机制，在交战各方之间充当中介。虽然仍需美国的参与，但不能再依赖美国主导。 若阿拉伯国家与土耳其未能阻止战事，冲突将不可避免地蔓延至整个地区。他们将面临来自伊朗的基础设施打击，而民众也将陷入恐惧和不安之中。 夹在战火之间 长期以来，阿拉伯国家都将伊朗和以色列视为麻烦制造者。伊朗的意识形态扩张、核计划推进、对伊拉克、黎巴嫩、也门等代理武装的支持，以及对叙利亚前政权的扶持，一直使其成为周边国家的
稀土既然这么厉害，北京何以没有早点对美打出这张牌
稀土被认为是中国对美反制的“王牌”，但在中美对抗升温的早期，北京为何迟迟未出手？政治评论员邓聿文分析指出，这背后反映出中国在战略判断、政策惯性和对稀土效力评估上的多重考量，也折射出北京面对美方科技围堵的应对逻辑与局限。 中美的伦敦谈判被观察家普遍解读为稀土谈判，这凸显了稀土在美中此轮博弈中的某种关键角色。那么，问题来了，既然稀土这么重要，为什么北京不早点比如在拜登时期就打出这张王牌？因为华盛顿的很多科技管制，包括在高阶芯片上卡中国的脖子，都是在拜登时期出台的。如果北京也在关键原材料上卡美国的脖子，是否可以换来华盛顿放松科技管制？中国芯片产业的发展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累，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加速技术的升级进步，说不定芯片已经取得技术突破？ 我把这段文字写在X上，希望能够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果然，贴文有11万多人浏览，150多人留言讨论。不过，遗憾的是，真正让我觉得有价值的看法不多。大体可以把人们的回答归纳成三类：一是认为稀土作为一张王牌，不能过早打出，要在最关键的时候使用，效果才最好；二是认为中国政府整理国内稀土行业的各种乱相，包括打击走私，统一管理，需要时间；三是认为中国没有过早打出
不再可能的对话——1989年5月18日的李鹏 写在六四—36周年前夕
本文的初衷 2019年7月24日，李鹏去世。作为1989年“六四”事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人物之一，他当年的死亡立即引发了针对他的定性式批评。在流传最广的一些社交媒体言论中，有人提出要为这位“刽子手”竖立跪像，与邓小平并列，作为象征性地羞辱与清算的手段。他的死亡，不是一场人生的终结，而是一道历史怨恨的触发器，他的名字也成为一种耻辱的记号，尤其在追溯有关六四历史的特定时刻。 正因为如此，重新审视这位历史人物，尤其从一个当年的、作为中国自1949年以来共产党在任总理绝无仅有的一次与抗议学生直接对话的视角，或许可以给我们带来另外一个观察和思考历史的角度。尤其是在所有纪念六四的人一致主张“拒绝遗忘，寻找真相”的语境中。 说实话过去几年每到六四前夕，我都会与胡平先生及少数愿意保持反思立场的朋友讨论和重温这段历史。我们常常问自己：这场运动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其经验教训是否真正被我们吸收？遗憾的是，这样的反思常被视为“替中共开脱”的姿态。在某些民运阵营眼中，提出对六四应重新讨论，就是一种为共产党镇压开脱，就是背叛历史。每次我听到这类的评论，我都认为这些人在相当程度上误导了他们自己，也误导了公众舆
民主如果搞不好经济，它很可能守护不了自己
特朗普上台以来，以一种近乎威权国家领导人的行事作风推动政策，不仅未能平息美国内部的撕裂与争议，反而让世界看到了一个混乱且不值得信任的美国。他对权力的个人化运用，对媒体与司法体系的攻击，加上对社会矛盾的有意激化，都严重伤害了美国作为民主国家的整体形象。而他的MAGA支持者与一部分观察人士则辩称，这正是特朗普要带美国回归“黄金时代”的手段——让美国再次成为自由与繁荣的灯塔。 这一现象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果现代民主制度不能实现国家的经济繁荣、不能让多数人过上好日子，而似乎必须依赖威权手段来达成这些目标，那么，民主本身是否已经陷入某种功能上的失调？ 在展开这个问题的分析前，我们常听到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民主的主要使命是保障人的自由与基本权利，它的功能在于限制政府而非发展经济。这种说法在逻辑上似乎成立——毕竟民主制度的核心设计就是通过分权制衡、防止权力滥用、保障个体自由。然而，如果因此就断言民主与经济发展无关，或者说民主国家在制度上没有义务保障人民的物质生活质量，那不仅是对制度功能的错误理解，也很可能为威权主义的“制度反攻”提供了借口和土壤。 我们需要正视一个现实：自由不是抽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