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可能的对话——1989年5月18日的李鹏 写在六四—36周年前夕
本文的初衷 2019年7月24日，李鹏去世。作为1989年“六四”事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人物之一，他当年的死亡立即引发了针对他的定性式批评。在流传最广的一些社交媒体言论中，有人提出要为这位“刽子手”竖立跪像，与邓小平并列，作为象征性地羞辱与清算的手段。他的死亡，不是一场人生的终结，而是一道历史怨恨的触发器，他的名字也成为一种耻辱的记号，尤其在追溯有关六四历史的特定时刻。 正因为如此，重新审视这位历史人物，尤其从一个当年的、作为中国自1949年以来共产党在任总理绝无仅有的一次与抗议学生直接对话的视角，或许可以给我们带来另外一个观察和思考历史的角度。尤其是在所有纪念六四的人一致主张“拒绝遗忘，寻找真相”的语境中。 说实话过去几年每到六四前夕，我都会与胡平先生及少数愿意保持反思立场的朋友讨论和重温这段历史。我们常常问自己：这场运动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其经验教训是否真正被我们吸收？遗憾的是，这样的反思常被视为“替中共开脱”的姿态。在某些民运阵营眼中，提出对六四应重新讨论，就是一种为共产党镇压开脱，就是背叛历史。每次我听到这类的评论，我都认为这些人在相当程度上误导了他们自己，也误导了公众舆
民主如果搞不好经济，它很可能守护不了自己
特朗普上台以来，以一种近乎威权国家领导人的行事作风推动政策，不仅未能平息美国内部的撕裂与争议，反而让世界看到了一个混乱且不值得信任的美国。他对权力的个人化运用，对媒体与司法体系的攻击，加上对社会矛盾的有意激化，都严重伤害了美国作为民主国家的整体形象。而他的MAGA支持者与一部分观察人士则辩称，这正是特朗普要带美国回归“黄金时代”的手段——让美国再次成为自由与繁荣的灯塔。 这一现象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果现代民主制度不能实现国家的经济繁荣、不能让多数人过上好日子，而似乎必须依赖威权手段来达成这些目标，那么，民主本身是否已经陷入某种功能上的失调？ 在展开这个问题的分析前，我们常听到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民主的主要使命是保障人的自由与基本权利，它的功能在于限制政府而非发展经济。这种说法在逻辑上似乎成立——毕竟民主制度的核心设计就是通过分权制衡、防止权力滥用、保障个体自由。然而，如果因此就断言民主与经济发展无关，或者说民主国家在制度上没有义务保障人民的物质生活质量，那不仅是对制度功能的错误理解，也很可能为威权主义的“制度反攻”提供了借口和土壤。 我们需要正视一个现实：自由不是抽象的，
中国为什么硬扛川普
在川普向全球挥舞关税大棒的威吓下，虽然欧盟和加拿大对美国态度也很强硬，但真正硬扛美国的，只有中国，中国向美国加征了两轮对等关税，并祭出了出口管制、不可靠实体清单以及反垄断调查等非关税手段。在言辞上，中国也声称对美国的“一意孤行”要“奉陪到底”。 北京并非不清楚选择直接硬扛会让川普觉得自己被冒犯，也了解“奉陪到底”的后果，就是两国贸易清零，等同实质脱钩。以目前双方高达100%的关税税率，除了被豁免和不得不买的商品，其余部分的贸易没法进行了。中美建交前，两国的贸易额在20多亿美元，互相加征关税后，现有的贸易量能保持两成就非常不错。尽管对美贸易只占中国GDP的2.5%，然而，鉴于美国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单一出口市场，在整个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比接近15%，理论计算，会拖累中国经济增速1.5-2个百分点。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速预定5%，那么这个影响其实是巨大的。可以想象，有大量的外贸企业会倒闭，大量的人员会失业。中国经济本来就不景气，此种情况的出现当然是雪上加霜。 不仅如此，川普这次对中国发动的关税战还会给中国带来地缘政治的不利影响。由于川普以关税为武器，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周边的中小经济体，如东南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