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着重介绍一部约翰·J·米尔斯海默的专著《The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中文翻译为《大幻觉：自由主义梦想与国际现实》。该书的英文版与2018年问世，2019年中文版由译者刘丰翻译后出版。
在我看来米尔斯海默在本书中所提出的核心观点，对于我们理解当今全球地缘政治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对美国基于“自由主义”为底层逻辑所建构的干涉主义外交政策所进行的反思和批判，解构了许多美国所谓进步知识分子—包括了中国自由派——长期以来奉为圭臬的一套价值叙事：传统自由主义通过输出民主制度、塑造国际规范，以及推动经济依存，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再造一种“更文明、更合理”的政治秩序。
然而米尔斯海默指出，现实世界中的国际关系从来不是理想主义的道德工程，而是建立在国家利益与权力平衡之上的零和博弈逻辑。
在这一意义上，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不仅是一种天真，同时也带有强烈的自我中心色彩。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借助其压倒性的力量试图改造整个世界，但最终却在伊拉克、阿富汗乃至今日的俄乌冲突中暴露出其战略判断的根本性错误。米尔斯海默用大量历史案例表明：民族主义和主权意识并没有随着全球化而减弱，相反，正是这些被忽视甚至被轻视的因素构成了国际政治中最强大的驱动力。
遗憾的是，在中国的自由派语境中，这类现实主义判断往往被轻易贴上“保守”“反自由”的标签。他们将自由主义视为一种普世真理，对民族国家的利益界限与政治差异缺乏基本的敏感性，甚至将美国的干涉主义误认作道德责任的体现。在这一前提下，米尔斯海默所谓的“伟大错觉”正好提供了一面镜子：如果不能理解自由主义在国际层面如何演变为一种权力工具，就无法真正理解世界为何在看似“普世价值传播”的旗帜之下愈加撕裂和失序。
换言之，这本书不仅是对美国外交战略的批评，它实际上是在提醒所有试图用自设的价值理想解释世界的人：人类社会从来不是按照某一种抽象模式推进的，真正决定国际秩序的，是国家之间在民族认同和生存利益层面的结构性张力。忽视这一点，我们所谓理想主义的人类发展模式就如同曾经的共产主义理想一样不只是一种“伟大错觉”，而恰是迄今为止造成人类一系列大灾难的根源所在。
这本书由八个章节组成：
章节1：不可能的梦想（The Impossible Dream）: 探讨自由主义霸权为何在国际政治中不可实现，分析其忽视无政府状态和民族主义的局限，并通过冷战后美国的外交失误（如伊拉克战争）加以佐证。
章节2：人类本性和政治（Human Nature and Politics）: 从哲学和心理学角度剖析人类社会本能与有限理性，论证自由主义的理性合作假设与人类群体认同的冲突，为后续政策分析奠定理论基础。
章节3：政治自由主义（Political Liberalism）: 区分“权宜之计型”和“进步型”自由主义，揭示其内部张力与权利冲突，探讨其在国内的脆弱性及其对国际扩展的潜在影响。
章节4：自由主义大厦的裂痕（Cracks in the Liberal Edifice）: 聚焦自由主义社会的社会分裂、国家主义复兴及制度压力，分析其国内根基的动摇，并将其与国际失败联系起来。
章节5：自由主义走向国外（Liberalism Goes Abroad）: 审视自由主义霸权在单极时代的国际应用，结合北约东扩和中东干预案例，论证其引发冲突的机制。
章节6：自由主义作为麻烦来源（Liberalism as a Source of Trouble）: 深入探讨自由主义干预如何制造新冲突，如恐怖主义扩散和地区不稳定，强化其作为“麻烦制造者”的论点。
章节7：自由主义和平理论（Liberal Theories of Peace）: 批判民主和平、经济相互依存和制度主义三大理论，证明其在现实中的无效性，驳斥自由主义的和平承诺。
章节8：克制案例（The Case for Restraint）: 提出现实主义的克制策略（如离岸平衡），作为自由主义霸权的替代方案，结合历史与当代应用，展望多极化下的政策方向。
下面是这八章的分章介绍：
章节1：不可能的梦想
在《大幻觉：自由主义梦想与国际现实》的第一章“不可能的梦想”中，米尔斯海默系统地剖析了冷战后美国追求自由主义霸权（liberal hegemony）的根本不可能性，论证这一战略基于对国际政治本质的误判，忽略了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制约力量，导致战略失败、军事过度扩张和全球不稳定。他认为，自由主义霸权试图通过推广民主、建立国际机构和推动经济相互依存，将世界重塑为美国的镜像，但这一“梦想”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注定破碎。这一章奠定了全书的批判基调，通过理论框架、历史演变、当代案例和政策成本分析，揭示了自由主义外交的内在矛盾，并为后续章节的深入探讨提供基础。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视角在这里初现端倪，他强调国家行为受权力平衡和生存驱动，而非意识形态理想。结合2025年的全球局势，如俄乌战争的持续和中美对抗的加剧，这一章的论点在当代语境中尤为凸显，米尔斯海默在近期讲座中重申，自由主义霸权正面临“现存危机”，其失败已从理论推演转为现实灾难。
自由主义霸权的定义与起源
米尔斯海默首先对自由主义霸权进行了精确定义：它是指一个强大国家（如冷战后的美国）利用其军事、经济和文化优势，主动将自由主义原则——包括普世人权、民主治理、自由市场经济和国际机构——推广到全球，旨在创造一个以西方模式为核心的世界秩序。这一概念源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普世主义理念，如康德的“永久和平”理论，该理论假设通过民主国家间的合作可以实现持久和平。米尔斯海默认为，冷战结束后的单极格局为美国提供了实施这一霸权的独特机遇，从1991年苏联解体起，美国从现实主义遏制转向进攻性自由主义外交。
米尔斯海默从理论基础入手，定义自由主义的核心元素：强调不可剥夺的权利（inalienable rights）、理性共识和国家干预以保护弱势群体。他区分了自由主义的两种变体——“权宜之计型”（modus vivendi liberalism），聚焦负面权利（negative rights，如免受干涉的自由）；以及“进步型”（progressive liberalism），强调正面权利（positive rights，如社会福利和平等）。米尔斯海默认为，进步型自由主义主导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导致以人道主义或民主推广为名的干预主义。例如，克林顿政府的“民主扩大”（democratic enlargement）政策和小布什政府的“自由议程”（Freedom Agenda），均体现了这一雄心，将推广民主视为实现全球安全的必要条件。
然而，米尔斯海默迅速转向批判，指出自由主义霸权的起源虽理想主义，但忽略了国际政治的无政府本质。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优先考虑生存和相对权力，任何试图改变他国政治制度的行动都会被视为威胁，从而引发对抗。他引用历史哲学家如大卫·休谟，强调人类决策更多受情绪和群体认同驱动，而非纯粹理性，这使得自由主义的普世假设在多元文化世界中难以立足。
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演变
米尔斯海默详细追溯了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作为自由主义霸权兴起的背景。冷战期间，美国奉行现实主义遏制战略，聚焦于平衡苏联力量，避免不必要的意识形态扩张。但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其GDP占全球近四分之一，军事开支超过所有潜在对手的总和。这导致政策制定者沉迷于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相信自由民主将终结所有冲突。米尔斯海默认为，这种乐观情绪推动了从防御转向进攻：克林顿1992年的竞选言论强调“民主扩大”，布什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讲话承诺通过民主推广实现中东和平。
这一演变在2025年看来尤为讽刺。米尔斯海默在近期采访中指出，美国的自由主义政策延续至今，如拜登政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和对中国的技术遏制，均源于试图维护“自由国际秩序”，但结果是加剧大国对抗。 他分析，单极时刻的短暂性（1991-2010年代初）被低估，随着中国崛起和俄罗斯复兴，多极化世界暴露了自由主义霸权的脆弱。例如，2022年俄乌战争的爆发，被米尔斯海默视为北约东扩（自由主义扩张）的直接后果，俄罗斯的国家主义反弹证明了霸权的“不可能”。
民族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制约
本章节的核心论点在于，自由主义霸权与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冲突使其成为“不可能的梦想”。米尔斯海默强调，民族主义是人类本性的体现，提供群体认同和自决愿望，远强于抽象的个人权利。他引用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观点，指出人们在危机中优先回归民族纽带，而非接受外部强加的民主模式。例如，一战后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计划”试图通过民族自决建立和平，却因巴尔干地区的民族冲突而失败。
现实主义则从权力视角批判自由主义：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要求国家追求安全，而非意识形态。米尔斯海默认为，自由主义干预忽略了“安全困境”，一国的善意行动（如民主援助）被他国视为威胁。历史例子包括冷战后的北约东扩，从1999年吸收东欧国家起，激怒俄罗斯，导致2014年克里米亚吞并和2022年乌克兰战争。米尔斯海默在2025年讲座中更新这一观点，称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延续了自由主义霸权的错误”，加剧了核风险和欧洲分裂。
当代案例进一步强化论点：2003年伊拉克战争，布什政府承诺推翻萨达姆后建立民主，但结果是宗派冲突、“伊斯兰国”（ISIS）的兴起和伊朗影响力的扩张。战争耗资超过3万亿美元，造成约50万平民死亡，却未能稳定中东。同样，阿富汗战争（2001-2021）投入2万亿美元，国家建设失败，2021年美军撤离后塔利班迅速回归，妇女权利倒退。米尔斯海默认为，这些失败源于文化不兼容：中东的部落忠诚和宗教传统抵制西方式民主。
利比亚干预（2011年）是另一典型：奥巴马政府基于“保护责任”推翻卡扎菲，但导致国家分裂、内战和武器扩散，助长了萨赫勒地区的恐怖主义。2025年，利比亚仍处于混乱，石油出口中断加剧了欧洲能源危机。米尔斯海默指出，这些案例的共同模式：短期军事胜利后是长期失败，因为自由主义忽略了民族主义反弹和权力真空。
自由主义霸权的政策成本
米尔斯海默详细评估了自由主义霸权的成本，分为军事、经济、外交和国内层面。军事上，美国自1989年以来参与七场战争，2025年仍在乌克兰和中东提供援助，军事预算达8500亿美元，挤占国内资源。经济上，战争债务累积超过34万亿美元，通胀率达3.5%，加剧了国内不平等，如“锈带”地区的衰退。
外交上，霸权疏远了盟友：土耳其转向俄罗斯，沙特与中国加强合作，美国软实力下降。国内上，干预主义侵蚀了自由主义价值观：国家安全机构的扩张（如NSA监控）限制了公民自由，米尔斯海默引用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的警告，“持续战争将摧毁自由”。2025年，美国政治两极化加剧，反战运动兴起，国会鹰派与孤立主义者的冲突反映了这一成本。
替代方案的初步探讨
本章节结尾，米尔斯海默预览了现实主义克制的替代方案：通过离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美国应减少直接干预，依靠地区盟友维持权力平衡。例如，在亚洲支持印度对抗中国，在欧洲依赖欧盟防务。这一观点在2025年尤为相关，米尔斯海默在近期视频中强调，新世界秩序下，美国必须放弃霸权，转向多极平衡，以避免与中国的“修昔底德陷阱”。
章节2：人类本性和政治
在《大幻觉：自由主义梦想与国际现实》的第二章“人类本性和政治”中，约翰·J·米尔斯海默从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视角深入探讨了人类本性的特征，论证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特别是其依赖理性合作和普世权利的假设——与人类的社会本能、有限理性和群体认同的现实严重脱节。他认为，人类作为社会性动物，受情绪、直觉和文化驱动，而非纯粹的理性，这使得自由主义的普世主义在政治实践中难以实现，尤其是在国际层面。米尔斯海默认为，人类本性更倾向于支持国家主义（nationalism）和现实主义，因为它们反映了生存竞争和群体忠诚，而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和理性共识则显得不切实际。这一章为全书提供了理论基石，从人类行为的深层机制出发，解释了为何自由主义霸权注定失败，并为后续章节的政策分析奠定了坚实基础。
人类本性的社会性与情感驱动
米尔斯海默开篇从哲学和心理学角度定义人类本性，强调人类是天生的社会性动物，其行为更多受情感和直觉驱动，而非理性计算。他引用大卫·休谟的经典论断：“理智是激情的奴隶”，指出人类决策的根基在于情感，如恐惧、归属感和荣誉感，而非启蒙运动推崇的纯粹理性。米尔斯海默认为，这种本性在现代政治中表现为对群体认同的依赖，个体通过民族、国家或文化共同体寻求安全和意义，这与自由主义强调的个人自主性形成根本冲突。
他进一步结合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的“社会直觉主义模型”，该理论认为人类在道德和政治判断中首先依赖直觉，随后用理性为其辩护。例如，2025年欧洲的民粹主义浪潮（如法国的国民联盟和意大利的兄弟党）源于民众对移民和全球化的直觉恐惧，而非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分析。米尔斯海默认为，这种直觉驱动的决策模式表明，自由主义试图通过教育和制度培养理性的全球公民，是对人类本性的误判。
此外，米尔斯海默引用进化心理学的研究，如马克·帕格尔（Mark Pagel）的观点，指出人类的本能倾向于形成紧密的社区，这是生存策略的产物。这种本性在现代国家中演变为民族主义，2025年印度“自力更生”政策和中国的“双循环”战略即是例证。他还提到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社会学理论，强调集体意识在维持社会秩序中的作用，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则可能导致“失范”（anomie）或社会解体，如美国近年来的种族和文化冲突。
启蒙理性的局限与文化多样性
米尔斯海默批判了自由主义依赖的启蒙运动理性主义假设，认为其低估了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和文化差异。他引用利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观点，指出理性无法定义普世伦理，“好生活”的概念因文化而异。例如，西方强调个人自由，而儒家文化推崇集体和谐，伊斯兰社会重视宗教权威，这种多样性使自由主义试图推广单一政治模式（如民主）的努力注定失败。米尔斯海默认为，施特劳斯的洞见在2025年尤为显著，中东的宗派冲突（如伊拉克什叶派-逊尼派对立）和东亚的民族主义（如日本与韩国的历史争端）表明，理性共识在跨文化环境中难以实现。
他还提到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的实用主义视角，指出法律和政治中的理性辩论（如美国最高法院的道德判决）往往陷入主观性，无法达成普遍共识。例如，2025年美国围绕堕胎权（Roe v. Wade被推翻后的后续争议）和枪支管制的争论，显示理性无法弥合文化分歧，常常演变为情绪化动员。米尔斯海默认为，这种理性局限性削弱了自由主义通过对话解决冲突的承诺，尤其在国际层面，文化冲突（如西方干预中东）加剧了不信任。
人类本性与国家主义的契合
米尔斯海默进一步论证，人类本性更支持国家主义，而非自由主义的普世主义。他分析，国家主义提供情感上的归属感和安全感，满足了进化心理学的群体忠诚需求。例如，2022年俄乌战争中，俄罗斯以“保护俄语人口”为名动员民族主义，乌克兰则以主权捍卫为号召，双方均表现出对国家身份的强烈认同。米尔斯海默认为，这种情感纽带远超自由主义倡导的个人权利，如人权公约在冲突中的影响力微弱。
他还探讨了国家主义在危机中的复苏。2025年，全球经济放缓（IMF预测2025年全球增长率降至2.8%）和气候变化压力（如南亚洪灾）加剧了资源竞争，国家主义成为应对手段。例如，印度对粮食出口的限制和中国的稀土管制，反映了民族主义优先于自由市场的合作。米尔斯海默引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历史分析，指出民族主义在经济或文化危机中往往抬头，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议程则被视为威胁。
自由主义在国内政治中的局限
米尔斯海默将人类本性分析延伸到国内政治，指出自由主义在国内的成功依赖特定条件，但这些条件在实践中易受挑战。他聚焦进步型自由主义（如福利国家），认为其试图通过国家干预弥合社会差异，但往往引发文化冲突。例如，美国的《平价医疗法案》（2010年）旨在扩大医疗权，却因税收负担和个人选择争议引发长期政治僵局。2025年，种族平等运动（如“黑人的命也是命”）与保守派的反对形成对立，显示个人主义削弱了社会凝聚力。
他还分析了大学校园的“政治正确”现象，旨在保护弱势群体的言论限制被批评为压制学术自由，如2024年哈佛大学因种族配额政策引发争议。米尔斯海默认为，这些矛盾表明，自由主义的理性框架无法调和多样性，相反，国家主义（如“美国优先”运动）更能动员民众。
国际层面的失败启示
米尔斯海默将人类本性与国际政治连接，解释自由主义外交的失败。他认为，人类对主权的本能保护导致外部干预的反弹。例如，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民族主义起义抵制美国主导的民主模式；2021年阿富汗撤军后，塔利班的回归反映了文化根深蒂固。2025年，伊朗对美国制裁的抵抗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均显示国家主义优先于自由主义合作。
他对比了现实主义如何接受人类本性，通过权力平衡维持稳定。例如，冷战时期的“有限遏制”避免了全面战争，而自由主义干预（如利比亚2011年）导致混乱。米尔斯海默在2025年研讨会上指出，人类本性决定国际政治的本质是竞争而非合作，自由主义试图逆转这一规律，注定失败。
章节3：政治自由主义
在《大幻觉：自由主义梦想与国际现实》的第三章“政治自由主义”中，米尔斯海默深入剖析了自由主义在国内政治中的两种主要形态——“权宜之计型”（modus vivendi）自由主义和“进步型”（progressive）自由主义，探讨其理论根基、内在矛盾以及与人类本性、非自由主义理论（如功利主义）的冲突。他认为，政治自由主义的基石在于个人主义和理性假设，但这些假设在实践中的局限性暴露了其脆弱性，尤其是在面对文化多样性、社会凝聚力的挑战以及国际扩展的复杂性时。米尔斯海默认为，这种脆弱性不仅限制了自由主义在国内的稳定性，还为其作为外交政策（即自由主义霸权）的失败埋下了伏笔，为后续章节的分析提供了理论支撑。这一章通过哲学辩论、历史演变、当代案例揭示了自由主义内部的裂痕，并在米尔斯海默近期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得到强化，他指出，政治自由主义的内在矛盾是理解其国际困境的关键，忽视这一点将导致政策失误。
自由主义的两种形态与理论根基
米尔斯海默开篇对政治自由主义进行了详细分类，区分了“权宜之计型”和“进步型”两种变体。“权宜之计型”自由主义源于霍布斯和洛克的思想，强调最小国家的角色，旨在保护个人的消极权利（negative rights），如免受他人或政府干涉的自由。这一形态主张，通过有限政府维持社会秩序，防止内战或暴政，而非主动塑造社会结构。例如，洛克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理念体现了这种被动保护立场，适合多元社会中不同群体共存的需要。米尔斯海默认为，这种形式在理论上与现实主义有一定兼容性，因为它接受冲突的自然存在，并通过权力分立寻求平衡，而非试图消除分歧。
与之相对，“进步型”自由主义则源于卢梭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思想，强调积极权利（positive rights），如教育、医疗和经济平等，要求国家积极干预以实现社会正义。这一形态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西方社会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尤其体现在罗斯福新政（New Deal，1930年代）和欧洲福利国家的建立中。例如，1945年英国的贝弗里奇报告奠定了现代福利国家的基础，2025年北欧国家（如丹麦）的社会保障体系仍沿袭这一理念。米尔斯海默认为，进步型自由主义反映了启蒙运动对理性的过度自信，假设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干预可以克服人类的不平等和冲突。然而，他质疑这一假设的可行性，指出正面权利的实现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权威，这与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的承诺形成内在矛盾，特别是在资源分配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
理性与权利的局限性与冲突
米尔斯海默深入探讨了自由主义依赖的理性假设，引用利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和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的观点，论证其在定义“好生活”和普世伦理时的失败。施特劳斯认为，理性无法超越文化和历史的局限，人类的道德观念因社会背景而异。例如，西方强调个人自由，而中东的部落文化或东亚的儒家传统更重视集体主义和等级秩序。2025年，这一差异在全球舞台上尤为明显，如中东的宗教权威与西方的性别平等标准冲突，中国的社会稳定优先级挑战了自由主义的普世权利框架。米尔斯海默认为，施特劳斯的洞见表明，自由主义试图通过理性构建统一的社会秩序，是对人类多样性的系统性忽视。
波斯纳从实用主义角度补充，指出法律和政治中的理性辩论（如美国最高法院的道德判决）常常陷入主观性，无法达成普遍共识。例如，2025年美国围绕堕胎权（Roe v. Wade 2022年被推翻后的后续争议）和枪支管制的激烈对立，显示理性无法调和文化分歧，常常演变为情绪化动员和政治斗争。米尔斯海默认为，这种理性局限性削弱了自由主义通过对话解决冲突的能力，尤其在多极化世界中，各国对“好生活”的定义日益分化，如印度对数据主权的坚持与西方自由贸易规则的冲突。
他还分析了权利话语的膨胀如何加剧自由主义的内部张力。随着进步型自由主义的发展，个人权利从消极保护扩展到积极要求，如2024年美国通过的《平等法案》扩展了性别认同保护，却引发宗教团体的强烈反对，导致法律诉讼和公众抗议。米尔斯海默认为，这种权利的无限扩展导致冲突加剧，如同性婚姻合法化（Obergefell v. Hodges，2015年）后的宗教自由争议，削弱了社会凝聚力，使自由主义社会易于分裂。2025年，美国种族平等运动（如“黑人的命也是命”）与保守派的反抗进一步凸显了这一问题，社会信任度持续下降（皮尤研究中心2025年数据显示，美国社会信任指数跌至17%）。
自由主义与非自由主义的对比分析
为了凸显自由主义的局限，米尔斯海默将其与非自由主义理论进行了对比。他首先探讨了功利主义，如边沁和密尔的功利原则，主张最大化整体幸福，而非强调个人权利。功利主义接受集体目标可能压倒个体自由，例如，2025年全球抗击新冠变异株期间，强制隔离政策在许多国家（如中国）被视为必要，而自由主义国家（如美国）因隐私权争议而犹豫，导致疫情反弹。米尔斯海默认为，功利主义的灵活性使其在危机中更具适应性，而自由主义的刚性则限制了其应对复杂现实的能力。
此外，他对比了理想主义，如康德的永久和平理论，强调道德和国际法。理想主义与自由主义有一定重叠，但更注重全球共同体，而非国家主权。例如，202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COP30）试图推动全球减排，但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巴西）因经济优先级拒绝约束，暴露了理想主义的局限。米尔斯海默认为，理想主义同样忽视了民族主义的力量，如一战后国际联盟的失败，凸显国家利益的优先性。这些对比强化了米尔斯海默的观点：自由主义在国内政治中的成功依赖特定条件（如经济繁荣和文化同质性），但这些条件在国际层面无法复制，尤其在2025年多极化世界中，民族主义和地缘竞争主导了全球格局。
历史演变与当代体现
米尔斯海默通过历史演变进一步阐释了自由主义的发展轨迹。他追溯了自由主义从17世纪的负面权利（抵御专制）到20世纪的积极权利（社会福利）的转变，这一过程与工业革命和民主化浪潮相伴。例如，1832年英国改革法案扩大了选举权，罗斯福新政（1930年代）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这些变化反映了进步型自由主义的崛起，但也带来了新问题，如税收负担和政府过度干预的争议。2025年，欧洲福利国家的财政压力（如德国应对难民成本和老龄化支出）显示，这一模式在全球化冲击和能源危机（如2024年欧洲天然气价格飙升）面前面临挑战。
在当代，美国的政治自由主义体现为两党共识：民主党和共和党均支持全球民主推广，尽管方式不同。米尔斯海默批评这种共识忽视了国内分裂，如2024年种族不平等抗议和经济两极化（如“锈带”衰退），削弱了自由主义的国内根基。他以拜登政府的《重建更好未来法案》（Build Back Better Act）为例，旨在扩大社会项目，但因共和党反对和2025年通胀压力（年率约3.5%）而受阻，暴露了理性共识的脆弱性。2025年，美国中期选举中反干预派的影响增强，反映了民众对自由主义政策的疲倦。
国际层面的潜在隐患与当代启示
米尔斯海默将国内分析延伸到国际领域，指出政治自由主义的内部张力为其外交政策埋下隐患。进步型自由主义推动的干预主义（如人道主义干预）源于对正面权利的信念，但忽略了文化和主权的差异。例如，1999年北约对塞尔维亚的轰炸旨在保护科索沃的权利，却引发俄罗斯和中国的强烈反弹，2025年俄乌战争的背景可追溯到这一自由主义扩张。米尔斯海默认为，这种干预主义在多极化世界中（如中美在南海的摩擦和台湾问题）将加剧冲突，而非促进和平。
他还提到，2025年气候变化谈判的南北分歧（如印度和中国的碳排放立场）反映了自由主义权利框架的局限，发展中国家将其视为西方强加的负担。米尔斯海默在智库讨论中指出，政治自由主义的国内矛盾（如美国两党对立）将削弱其国际合法性，推动国家主义替代方案，如中国的全球发展倡议（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2025年已吸引非洲和拉美国家参与，挑战西方的自由主义主导。
章节4：自由主义大厦的裂痕
在《大幻觉：自由主义梦想与国际现实》的第四章“自由主义大厦的裂痕”中，约翰·J·米尔斯海默深入剖析了政治自由主义在国内政治中的内在缺陷，指出其以个人主义和理性为基础的结构因忽视社会凝聚力、国家主义的崛起以及权利冲突而出现严重裂痕。他认为，这些裂痕不仅削弱了自由主义在国内的稳定性，还为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失败提供了重要解释，为后续章节分析自由主义霸权的国际困境奠定了理论基础。米尔斯海默通过结合哲学、社会学和历史案例，及当代全球局势（如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浪潮和多极化趋势），揭示了自由主义“大厦”的脆弱性。在近期的一次政策论坛上，米尔斯海默重申，自由主义的国内裂痕是其国际失误的根源，忽视这一点将导致政策制定者继续陷入“大幻觉”的泥潭。
个人主义的局限与社会分裂
米尔斯海默开篇聚焦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核心，指出其强调个体权利和自主性在理论上促进了自由，但在实践上削弱了社会凝聚力。他认为，人类作为社会性动物，天然倾向于通过群体认同（如民族、宗教或社区）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而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倾向于解构这些传统纽带。米尔斯海默引用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观点，指出过度个人主义可能导致“失范”，即社会规范的崩溃和个体的孤立感。例如，2025年美国的社会信任指数跌至17%（皮尤研究中心数据），反映了种族、移民和文化议题的分裂。
他进一步分析，个人主义的扩展导致权利话语的无限膨胀，使得不同群体的诉求难以调和。以美国的堕胎问题为例，“选择权”和“生命权”之间的对立无法通过理性辩论解决，常常演变为政治动员和情绪化对抗，2025年最高法院对州级堕胎法的新裁决再次引发全国抗议。同样，同性婚姻合法化（Obergefell v. Hodges，2015年）后的宗教自由争议，以及2024年《平等法案》扩展性别认同保护引发的诉讼，暴露了自由主义在处理文化多样性时的困境。米尔斯海默认为，这些冲突表明，自由主义试图通过理性构建的“包容性社会”实际上加剧了分裂，而非弥合差异。
国家主义的复兴与自由主义的挑战
与个人主义的衰退相对，米尔斯海默观察到国家主义在自由主义社会中的悄然复兴。他认为，国家主义提供了一种更强大的群体认同，满足了人类在面对外部威胁或内部混乱时的安全需求，尤其在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和文化压力下。冷战后，西方曾普遍相信全球化将削弱民族主义，但2025年的现实却相反。例如，英国脱欧反映了民众对欧盟超国家权威的不满，强调了对主权和民族身份的重新肯定；美国“美国优先”运动和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则动员了选民，反对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议程。
米尔斯海默分析，国家主义的复兴与自由主义的缺陷密切相关。他指出，进步型自由主义通过移民政策和贸易自由化削弱了国内工人阶层，导致经济不平等加剧。例如，2025年美国“锈带”地区的失业率升至8.5%（劳工部数据），加剧了白人工人阶层的边缘化，为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提供了土壤。欧洲的情况类似，法国的国民阵线和德国的选择党在2024年地方选举中获胜，反映了对移民和欧盟政策的抵制。米尔斯海默引用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观点，指出民族主义往往在经济或文化危机中复苏，而自由主义的普世主义则无法有效应对这些危机。
权利冲突与制度压力
米尔斯海默还探讨了权利冲突如何对自由主义制度构成压力。他认为，进步型自由主义推动的积极权利（如医疗、教育）与传统自由主义强调的消极权利（如言论自由）之间的张力，造成了政策困境。例如，美国的《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2010年）旨在扩大医疗权，但因税收负担和个人选择争议引发长期政治僵局，2025年共和党主导的州继续挑战其实施。大学校园的“政治正确”运动则是另一例，旨在通过限制言论保护弱势群体，却被批评为压制学术自由，如2024年哈佛大学因种族配额政策引发争议，学生抗议持续数月。
这种权利冲突还延伸到司法领域。米尔斯海默分析了美国最高法院的案例，如公民联合会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s United v. FEC，2010年），允许企业政治捐款，引发了对民主公平性的质疑。2025年，这一裁决的后续影响导致竞选资金集中于富豪阶层，激起“占领华尔街”式的新抗议。他认为，这些判决反映了自由主义在处理经济权力与政治平等之间的平衡时，倾向于维护既有利益，而非实现真正的社会正义。这种倾向进一步疏远了底层民众，助推了国家主义的吸引力，如2024年中期选举中反建制候选人的崛起。
历史案例与当代证据
为了支持其论点，米尔斯海默回顾了自由主义社会的历史演变。他提到，19世纪的英国自由主义在工业革命中推动了选举改革和工人权利，但也引发了阶级冲突和工会运动，显示个人主义与集体需求的对立。20世纪的福利国家（如瑞典模式）虽暂时缓解了这些矛盾，但随着2025年全球化的冲击，民族主义情绪在北欧国家中重新抬头，例如丹麦对移民的严格限制政策，反映了对自由主义多元文化的反弹。
当代证据则更为直接。米尔斯海默分析了2016年美国大选，指出川普的胜利部分源于自由主义精英对“锈带”地区工人阶层的忽视，这些地区的经济衰退和文化边缘化使国家主义口号（如贸易保护和移民控制）成为主流。2025年，这一趋势延续，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民调显示，66%选民支持限制全球化。欧洲的难民危机（2015年起）导致德国默克尔政府的开放政策遭到批评，2024年德国大选中反移民党派获20%选票，显示自由主义在面对民族主义浪潮时的无力。
自由主义大厦的脆弱性与国际启示
米尔斯海默总结，自由主义大厦的裂痕源于其对人类本性和社会动态的误判。个人主义的过度强调削弱了社会纽带，国家主义的复兴则挑战了其普世承诺。他认为，这些裂痕在国内尚可通过制度调整缓解，但在国际层面被放大，因为全球无政府状态和文化多样性进一步限制了自由主义的适用性。例如，美国试图通过民主推广弥合伊拉克的社会分裂，却因宗派主义和民族主义而失败，2025年伊拉克仍处于脆弱状态，ISIS残余势力卷土重来。
章节5：自由主义走向国外
在《大幻觉》的第五章“自由主义走向国外”中，米尔斯海默将前几章对自由主义国内理论的批判延伸到国际领域，详细剖析了自由主义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即自由主义霸权——如何在冷战后的单极世界中兴起，但最终因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文化多样性、国家主义阻力以及现实主义权力平衡的制约而注定失败。他认为，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超级大国，试图通过军事干预、经济制裁和文化输出将自由主义原则（如民主推广、人权保护和国际机构建设）强加于全球，这种做法不仅未能实现其理想中的和平与繁荣，反而引发了一系列战略失误和全球动荡。
这一章通过理论框架的构建、历史案例的剖析以及对自由主义假设的逐层拆解，强化了全书的核心论点：自由主义是一种“大幻觉”，其国际化扩展忽略了人类本性和国际现实的根本规律，为后续章节探讨自由主义作为“麻烦来源”提供了坚实的逻辑基础。
自由主义霸权的理论基础与定义
米尔斯海默在章节伊始明确界定了自由主义霸权的概念：它是指一个拥有压倒性优势的强国（如美国）利用其军事、经济和软实力，主动改造国际体系，使其符合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包括普世人权、民主治理、自由市场经济和多边国际机构。他强调，这种霸权不同于传统的帝国主义或现实主义霸权，后者更注重权力平衡和国家利益，而自由主义霸权则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旨在“结束历史”（借用福山的表述），通过将所有国家转化为自由民主体来实现永久和平。
作者追溯了自由主义霸权的思想根源，指出其源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普世主义理念，如康德的“永久和平”理论，该理论假设民主国家间不会发生战争（民主和平论）。在冷战后，这一理念被美国政策制定者广泛采纳，例如克林顿政府的“民主扩大”战略和小布什政府的“自由议程”，这些政策将推广民主视为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米尔斯海默认为，这种动机双重：一方面是理想主义信念，认为自由主义可以解决全球问题如贫困、战争和人权侵犯；另一方面是战略考量，通过塑造“友好”政权来维护美国的主导地位。然而，他批判这种双重性忽略了国际政治的无政府本质，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行为优先受生存和相对权力驱动，而非抽象的道德原则。
米尔斯海默进一步区分了自由主义霸权的两种形式：一种是“渐进式”推广，通过外交、经济援助和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渐变；另一种是“激进式”干预，通过军事行动直接推翻专制政权。他认为，冷战后的单极格局为后者提供了机会，美国的军事开支占全球一半以上，使其能够无视其他大国的反对而行动。但作者警告，这种单极优势是暂时的，随着中国和俄罗斯的崛起，多极化将放大自由主义霸权的风险。
单极时代的机遇与结构性制约
这一节中，米尔斯海默详细探讨了冷战后单极时代的独特条件如何助长了自由主义霸权。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无可匹敌的霸主，其GDP占全球四分之一，军事力量远超任何潜在对手。这允许美国从冷战时期的现实主义遏制转向进攻性自由主义外交，例如推动北约东扩（从1999年开始吸收东欧国家）和全球贸易自由化（如WTO的建立）。米尔斯海默认为，这种转变基于乐观假设：单极力量可以克服国际无政府状态的乱象，通过制度化和民主化实现“康德式和平”。
然而，作者逐层剖析了单极时代的结构性制约。首先是无政府状态的持久性：在没有全球政府的体系中，国家始终优先考虑自身安全，任何外部干预都会被视为威胁。例如，俄罗斯将北约东扩视为对主权的侵犯，导致其在格鲁吉亚（2008年）和乌克兰（2014年）的军事回应; 其次是文化多样性的挑战。米尔斯海默引用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指出自由主义源于西方基督教文化，其个人主义和权利话语在伊斯兰、儒家或斯拉夫文化中难以生根。例如，中东地区的部落忠诚和宗教权威远强于抽象的民主理念，导致美国在伊拉克的“国家建设”努力失败。
第三是国家主义的反弹。人类本性决定了人们对主权和文化身份的强烈捍卫，外部推广自由主义往往激起民族主义浪潮。米尔斯海默认为，这在后殖民国家尤为明显，如越南战争后美国的教训被忽略，冷战后又重蹈覆辙。最后是权力平衡的逻辑：现实主义理论强调，大国会通过结盟或内部动员来平衡霸权，美国的自由主义行动促使中国投资“一带一路”和俄罗斯加强欧亚经济联盟，形成反制。
历史案例：从成功幻觉到现实失败
米尔斯海默通过一系列历史案例，展示了自由主义霸权的失败模式。首先是1990年代的“民主扩大”政策：克林顿政府推动东欧转型，但忽略了俄罗斯的敏感，导致普京时代的民族主义复兴。其次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布什政府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民主推广为由入侵，承诺建立中东民主典范，但战争导致数十万平民死亡、伊斯兰国兴起和伊朗影响力扩张。米尔斯海默认为，这证明了自由主义忽略了当地宗派冲突和国家主义，试图通过外部力量“移植”民主是徒劳的。
另一个关键案例是阿富汗战争（2001-2021）：美国推翻塔利班后，投入数万亿美元进行国家建设，包括建立议会和妇女权利保护，但2021年撤军后塔利班迅速回归，暴露了文化不兼容性和腐败问题。米尔斯海默分析，这场战争的成本超过2万亿美元，造成数千美军阵亡，却未能改变阿富汗的部落社会结构。
他还讨论了利比亚干预（2011年）：奥巴马政府支持北约推翻卡扎菲，基于“保护责任”（R2P）原则，但结果是国家分裂、内战和奴隶市场兴起，武器扩散加剧了萨赫勒地区的恐怖主义。米尔斯海默认为，这些案例共同揭示了自由主义霸权的模式：短期军事胜利后是长期失败，因为它低估了当地抵抗和国际反弹。
此外，米尔斯海默对比了历史先例，如一战后威尔逊的国际联盟失败：威尔逊试图通过集体安全推广自由主义，但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如法国对德国的复仇心态）导致其崩解。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虽部分成功，但依赖美国霸权，而非纯自由主义理想。
经济相互依存与国际机构的局限
米尔斯海默批判了自由主义霸权依赖的经济相互依存理论，如诺曼·安格尔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的观点，认为贸易将减少战争。但他指出，一战前欧洲的经济联系并未阻止冲突，当代中美贸易战（2018年起）也证明了经济工具可用于地缘政治博弈。中国通过经济影响力（如非洲投资）抵制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规则。
对于国际机构，作者认为联合国、北约和欧盟等虽源于自由主义，但受大国利益制约。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使俄罗斯和中国阻挡美国干预；北约东扩被视为扩张主义，而非防御联盟。米尔斯海默认为，这些机构未能实现“制度和平”，反而成为霸权工具，激化矛盾。
自由主义霸权的国内回馈与全球影响
米尔斯海默还探讨了自由主义外交对美国的国内影响：无休止战争导致公众疲劳、经济负担和政治分裂，如伊拉克战争后的反战运动。他认为，这削弱了美国软实力，全球对“美式民主”的信任下降。 全球层面，自由主义霸权推动了民粹主义崛起，如欧洲的反移民浪潮和中国的新民族主义。
章节6：自由主义作为麻烦来源
在《大幻觉》的第六章“自由主义作为麻烦来源”中，米尔斯海默深化了对自由主义霸权的外交实践批判，论证自由主义不仅未能实现其承诺的全球和平与稳定，反而成为国际冲突和不稳定的主要来源。他认为，冷战后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外交政策，通过军事干预、经济制裁和意识形态输出，违背了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国家主义力量和现实主义权力平衡原则，导致了昂贵的战争、地区动荡和大国对抗。这一章延续了第五章对自由主义国际化的分析，但更侧重于其负面后果的机制性探讨，通过理论逻辑、历史案例和当代证据，揭示了自由主义如何从“解决方案”转变为“麻烦制造者”。米尔斯海默的现实主义视角在这里达到高潮，他强调，自由主义霸权的理想主义忽略了人类本性和权力政治的现实，造成战略失误和全球不安全。这一章为后续章节对自由主义和平理论的批判铺平道路，并强化了全书的核心论点：自由主义是一种危险的“伟大错觉”，其国际化应用注定适得其反。
自由主义霸权的麻烦机制：从理想到冲突
米尔斯海默在章节开头阐述了自由主义作为麻烦来源的核心机制：它基于普世权利和理性合作的假设，试图改造国际体系，但这一过程必然与国家主义和现实主义发生冲突，导致连锁反应。首先，自由主义霸权鼓励干预主义，强大国家（如美国）以推广民主或保护人权为名，干涉他国内政。这违背了国际无政府状态的生存逻辑，国家在无政府环境中优先追求相对权力，任何外部改变都会被视为威胁，引发防御性回应。例如，米尔斯海默认为，自由主义政策制定者低估了“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一国的善意行动（如民主援助）可能被他国解读为扩张企图，从而加剧军备竞赛和对抗。
其次，自由主义强调正面权利的全球推广（如人权公约），但忽略了文化相对性，导致文化冲突。米尔斯海默引用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的社会直觉主义模型，指出人类道德判断受文化和情绪驱动，而非普世理性。西方自由主义对性别平等和言论自由的强加，在保守社会（如中东伊斯兰国家）中往往引发反弹，形成“文化反噬”。这不仅削弱了干预的有效性，还制造了新敌人，如极端主义组织的兴起。
第三，自由主义霸权依赖国际机构和经济相互依存，但这些工具在实践中强化了不平等和相对收益问题。米尔斯海默认为，机构如联合国往往被大国操纵，美国利用其推行单边主义（如伊拉克战争前绕过安理会），这破坏了机构的合法性，促使其他国家寻求替代（如中国推动的上海合作组织）。经济相互依存理论（如理查德·罗斯克兰斯提出的“贸易促进和平”）也未能阻止冲突，因为国家更关注相对收益：全球化受益者（如美国企业）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不满，导致贸易战和保护主义。
米尔斯海默还分析了自由主义霸权的国内反馈机制：对外干预消耗资源，引发国内政治分裂和经济负担，最终削弱霸权国的软实力。例如，美国的长期战争导致财政赤字和公众不满，间接助长了孤立主义浪潮，如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这形成了恶性循环：自由主义外交制造外部麻烦，反过来腐蚀内部支持基础。
历史案例：冷战后干预的失败链条
米尔斯海默通过一系列历史案例，展示了自由主义作为麻烦来源的实证模式。首先是伊拉克战争（2003年）：布什政府以“预防性战争”和民主推广为由入侵，承诺建立中东“自由灯塔”。然而，战争导致萨达姆政权倒台后，宗派冲突爆发，什叶派主导政府激怒了逊尼派，催生了“伊斯兰国”（ISIS）。米尔斯海默认为，这不仅是军事失败，还制造了全球恐怖主义威胁：ISIS的扩张延伸到叙利亚、利比亚和欧洲，造成数千起袭击事件。战争成本超过3万亿美元，造成约50万伊拉克人死亡，美国则损失了国际信誉，欧洲盟友（如法国和德国）公开反对，标志着自由主义霸权的首次重大挫败。
其次是阿富汗战争（2001-2021）：美国以反恐和妇女权利为名推翻塔利班，投入巨资进行国家建设，包括建立宪法和选举制度。但米尔斯海默认为，这一自由主义项目忽略了阿富汗的部落文化和国家主义，腐败的喀布尔政府无法获得民众忠诚。2021年美军撤离后，塔利班迅速夺权，妇女权利倒退，证明了民主移植的徒劳。战争造成2.3万亿美元开支、2400多名美军阵亡，并间接助长了全球伊斯兰激进主义，如巴基斯坦塔利班的复兴。这场战争还暴露了自由主义的多米诺效应：阿富汗不稳定波及中亚，俄罗斯和中国趁机扩大影响力。
米尔斯海默还分析了利比亚干预（2011年）：奥巴马政府支持北约行动，基于“保护责任”（R2P）原则推翻卡扎菲。干预后，国家陷入部落内战，武器扩散到撒哈拉地区，助长了博科圣地等恐怖组织。米尔斯海默认为，这体现了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悖论：短期“拯救”导致长期混乱，利比亚的石油出口中断加剧了欧洲能源危机，移民潮引发欧盟内部分裂。类似地，叙利亚内战（2011年起）：美国推动“阿拉伯之春”民主化，却因支持反对派而卷入大国博弈，俄罗斯和伊朗介入维护阿萨德政权，导致50万死亡和数百万难民。
历史对比中，米尔斯海默回顾了越南战争（1955-1975）：尽管是冷战时期，但其自由主义元素（如推广南越民主）预示了后冷战失败。战争的泥潭消耗了美国资源，引发国内反战运动，最终导致现实主义转向（如尼克松的缓和政策）。这些案例共同揭示了自由主义霸权的模式：理想主义动机引发军事介入，文化和国家主义阻力导致失败，进而制造新威胁和全球不稳定。
当代证据：多极化下的自由主义麻烦
米尔斯海默将分析扩展到当代，指出在多极化世界中，自由主义霸权的麻烦进一步放大。首先是乌克兰危机（2014年起）：美国推动欧盟东扩和乌克兰民主化，激怒了俄罗斯的国家主义。米尔斯海默认为，北约的自由主义扩张忽略了俄罗斯的安全关切，导致克里米亚吞并和顿巴斯冲突。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军事援助虽基于自由主义原则（如捍卫民主），但加剧了核风险和能源危机，欧洲经济衰退，全球粮食短缺。这证明了自由主义如何将地区争端升级为大国对抗。
其次是中美关系：美国以“自由国际秩序”为名，对中国施加贸易关税和科技禁运，试图遏制其崛起。但米尔斯海默认为，这种自由主义策略忽略了中国的国家主义叙事（如“百年耻辱”），促使北京加强军备和“一带一路”倡议。中美在南海和台湾的摩擦，体现了自由主义霸权制造的“修昔底德陷阱”：新兴大国挑战霸权，导致战争风险上升。
米尔斯海默还讨论了伊朗核问题：美国推动的制裁和“最大压力”政策，旨在推广中东民主，但强化了伊朗的核野心和代理人战争（如支持也门胡塞武装）。这导致海湾地区不稳定，石油价格波动影响全球经济。此外，自由主义对气候变化的回应（如巴黎协定）虽具多边主义，但发达国家主导的规则加剧了南北分歧，发展中国家指责其为“绿色帝国主义”。
理论批判：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根本冲突
米尔斯海默从理论层面批判了自由主义作为麻烦来源的根源。他对比了自由主义的三支柱——民主和平、经济相互依存和制度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无政府观。民主和平论（如迈克尔·多伊尔提出）假设民主国家不打仗，但米尔斯海默认为，这忽略了“准民主”冲突，如印巴战争。经济相互依存未能阻止一战或当代贸易战，因为国家优先相对收益。制度主义（如罗伯特·基欧汉的“后霸权合作”）依赖善意，但在大国博弈中失效，如联合国在叙利亚的瘫痪。
米尔斯海默引用E.H.卡尔（E.H. Carr）的《二十年危机》，指出自由主义是乌托邦主义，忽略了权力政治的现实。国家主义在这里扮演关键角色：它提供情感凝聚力，抵抗自由主义的普世化。例如，欧洲的民粹主义（如意大利的联盟党和法国的国民联盟）源于对欧盟自由主义超国家主义的反感，导致 Brexit 和欧盟分裂。
自由主义麻烦的全球影响与战略成本
米尔斯海默评估了自由主义霸权的战略成本：军事上，美国自1989年以来参与七场战争，耗资超过8万亿美元，阵亡超7000人；经济上，全球化不均加剧了国内不平等，推动了特朗普主义；外交上，盟友疏离，如土耳其转向俄罗斯。全球影响包括恐怖主义扩散、难民危机和核扩散风险。
他还探讨了道德困境：自由主义以人权为名干预，却造成更大苦难，如伊拉克的平民伤亡。这暴露了“目的正当化手段”的谬误，削弱了美国的道德权威。
章节7：自由主义和平理论
在《大幻觉》的第七章“自由主义和平理论”中，米尔斯海默对自由主义的核心承诺——通过特定机制实现全球和平——进行了系统性批判。他聚焦于自由主义的三种主要和平理论：民主和平理论、经济相互依存理论和制度主义，并通过理论逻辑和实证分析，论证这些理论在解释和实践中的失败。米尔斯海默认为，这些理论源于对人类理性和国际合作的过度乐观假设，忽视了无政府状态、国家主义和权力平衡的现实，从而无法兑现其和平承诺。这一章是全书理论高潮之一，通过逐一拆解自由主义的和平支柱，强化了米尔斯海默的现实主义立场，并为第八章提出的克制策略提供了理论支持。结合历史案例和当代证据，米尔斯海默揭示了自由主义和平理论的“伟大错觉”，表明其理想主义不仅不切实际，还可能加剧冲突。
民主和平理论的缺陷
米尔斯海默首先聚焦于民主和平理论，这一理论由康德在《永久和平》（1795年）中提出，并由现代学者如布鲁斯·鲁塞特（Bruce Russett）和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发展，主张民主国家之间因共享价值和制度（如选举和分权）而避免战争。他承认，这一理论在冷战后得到一定支持，例如美国与西欧盟友未发生直接冲突。然而，米尔斯海默认为，其适用性被高估，存在理论和实证上的重大缺陷。
理论上，米尔斯海默指出，民主和平依赖于“理性公众”和“制度约束”的假设，但这些假设在实践中不成立。康德认为，民主国家的民众因承担战争成本而反对冲突，但米尔斯海默引用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观点，指出民众往往被民族主义情绪和宣传所驱动，理性判断受限。例如，二战前的德国尽管有议会制，却因纳粹宣传而发动侵略。制度约束也并非绝对，民主国家可能通过间接手段（如代理人战争）规避战争，如美国支持的洪都拉斯对抗尼加拉瓜（1980年代）。
实证上，米尔斯海默列举了民主国家间的冲突案例。首先是美国与英国的战争（1812年），尽管两国均为早期民主国家，却因贸易和领土争端交战。其次是印巴战争（1947-1948，1965，1971年），两国均为民主政体（印度为多党制，巴基斯坦虽有军事干预但有选举），却因克什米尔问题多次冲突。此外，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布什政府以民主推广为名入侵，尽管伊拉克尚未民主化，但美国与盟友的行动显示，民主国家并非始终和平。米尔斯海默认为，这些案例证明，民主和平在“准民主”或过渡期失效，尤其在民族主义驱动下。
他还分析了“民主和平”的因果问题：是否民主本身带来和平，还是强大民主国家（如美国）通过霸权压制冲突？米尔斯海默倾向于后者，指出冷战后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掩盖了民主国家间的潜在矛盾，如欧盟内部的财政争端（希腊债务危机，2010-2015年）。
经济相互依存理论的局限
第二种自由主义和平理论是经济相互依存理论，源自诺曼·安格尔（Norman Angell）的《大幻觉》（1910年），并由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等学者扩展，主张贸易和经济联系通过提高战争成本和增进共同利益，减少国家间的武装冲突。米尔斯海默认为，这一理论在逻辑上存在漏洞，且历史和当代证据不支持其有效性。
理论上，米尔斯海默批判了经济相互依存的“和平红利”假设。他引用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观点，指出国家更关注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即使贸易增加总体财富，一国若认为另一国从中获益更多，可能会选择冲突。例如，德国在一战前的经济联系未能阻止其与英国的敌对，因为柏林担忧英国的海上霸权。米尔斯海默还指出，经济相互依存可能成为武器：贸易制裁（如美国对伊朗的石油禁运）反而激化了冲突。
实证上，米尔斯海默提供了多重反例。首先是一战（1914-1918年）：欧洲主要国家（如英国、法国和德国）在战前高度相互依存，贸易额占GDP的30%以上，但仍爆发大战，导致数百万死亡。其次是当代中美贸易战：尽管两国贸易额达6000亿美元，美国仍对中国施加关税，试图遏制其技术崛起，这表明经济联系并未阻止地缘政治博弈。此外，日本与中国的经济联系（2010年代）未阻止东海争端，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紧张关系持续升温。
米尔斯海默还分析了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自由贸易加剧了不平等，如印度农民因西方补贴的竞争破产，导致社会动荡。这削弱了经济相互依存的和平潜力，反而为民族主义和反西方情绪提供了土壤，如巴西和土耳其的民粹主义崛起。
章节8：克制案例
在《大幻觉》的第八章“克制案例”中，约翰·J·米尔斯海默为全书的高潮和解决方案部分，提出了一个基于现实主义的替代外交政策——克制，特别是通过“离岸平衡”策略来取代冷战后美国奉行的自由主义霸权。他论证，自由主义霸权的理想主义干预不仅未能实现和平与稳定，反而导致了高昂的战略成本、地区动荡和大国对抗。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应放弃全球民主推广，转而采用克制策略，专注于防御性力量平衡，减少不必要的军事介入，从而保护国家利益并适应多极化世界的现实。这一章通过理论阐述、历史经验和当代应用，系统构建了克制框架，回应了前几章对自由主义失败的批判，为全书提供了一个务实的政策蓝图。结合2025年的全球局势，米尔斯海默强调，克制不仅是必要的选择，更是避免“伟大错觉”进一步恶化的唯一出路。
克制的理论基础与定义
米尔斯海默开篇明确定义了克制，指出它是一种现实主义外交战略，强调国家应优先保护核心利益，避免过度扩张或意识形态驱动的干预。克制与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不同，后者主张主动扩张以确保安全；克制更接近防御性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如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和E.H.卡尔（E.H. Carr）的观点，主张通过力量平衡维持稳定，而非追求霸权。米尔斯海默认为，克制的核心在于接受国际无政府状态的现实，承认国家主义和权力竞争的持久性，避免因自由主义理想（如民主推广）而引发不必要的冲突。
他提出“离岸平衡”作为克制的具体实施方式：美国应从海外撤出大量军事存在，依靠盟友和地区力量平衡潜在威胁（如中国在亚洲、俄罗斯在欧洲），仅在关键时刻直接介入。这种策略与冷战时期的“有限遏制”有相似之处，但更注重资源节约和避免过度承诺。米尔斯海默认为，离岸平衡既能减少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那样的“泥潭战争”成本，又能通过间接手段遏制对手，避免直接对抗的核风险。
理论上，米尔斯海默批判了自由主义霸权的过度乐观，认为它低估了干预的副作用（如文化反弹和经济负担）。他引用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观点，指出强国的安全更多依赖地缘战略而非意识形态输出。克制则基于权力平衡的逻辑：通过支持弱国对抗强敌（如支持越南对抗中国），美国可以维持影响力，而无需承担直接统治的代价。
自由主义霸权的战略成本
米尔斯海默首先回顾了自由主义霸权的失败，以凸显克制的必要性。他统计，自1989年以来，美国参与了七场主要战争（海湾战争、索马里、波斯尼亚、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总成本超过8万亿美元，造成约7000名美军阵亡和数十万平民伤亡。这些战争不仅未能实现民主化目标（如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内战），还引发了全球性问题：ISIS的兴起、难民危机（叙利亚和利比亚）、核扩散风险（伊朗和朝鲜）。截至2025年8月，俄乌战争（2022年起）因美国军事援助加剧了能源和粮食危机，欧洲经济衰退，美国国内债务已超34万亿美元。
经济上，米尔斯海默指出，自由主义霸权依赖高昂的军事预算（2025财年约8500亿美元），挤占了国内投资，如基础设施和医疗。他引用安德鲁·巴切维奇（Andrew Bacevich）的观点，指出长期战争导致“帝国过度伸展”（imperial overstretch），削弱了美国的竞争优势，例如在人工智能和5G技术上落后于中国。外交上，自由主义干预疏远了盟友，如土耳其转向俄罗斯，沙特阿拉伯与中国的能源合作增加，美国的软实力下降。
米尔斯海默还分析了国内政治后果：自由主义政策引发了两极分化，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运动和2020年代的孤立主义浪潮反映了民众对战争的疲惫。2024年中期选举中，反干预派在国会获得更多席位，显示克制已成民意趋势。
历史经验：克制的成功案例
米尔斯海默通过历史案例，论证克制策略的优越性。首先是冷战时期的“有限遏制”：美国通过北约和经济援助平衡苏联，未直接占领东欧国家，避免了全面战争。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初期，美国仅派遣有限兵力，依靠联合国盟友，后期撤军体现克制，避免了与中国的大规模冲突。
其次是1970年代的越南战争后转向：尼克松的“越南化”政策和缓和战略，将军事负担转交南越，开启与苏联和中国的外交和解，减少了美国直接介入的成本。米尔斯海默认为，这一时期的克制避免了冷战升级，奠定了1972年《上海公报》的基础。
他还提到二战后的欧洲重建：马歇尔计划虽具自由主义色彩，但美国未直接干预西欧内政，而是通过经济援助支持地区力量对抗苏联，体现了离岸平衡的雏形。相比之下，自由主义主导的朝鲜战争（1950-1953年）和越南战争（1965-1973年）因过度介入而失败，凸显了克制的价值。
离岸平衡的当代应用
米尔斯海默将克制策略应用于2025年的全球局势，提出具体实施框架。首先是亚洲：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应减少在韩国和日本的常驻部队，依靠印度、澳大利亚和越南形成“亚洲NATO”，通过武器销售和外交支持平衡中国在南海和台湾问题上的扩张。例如，2024年美印军事合作协议可扩展为区域联盟，减少美国直接军事负担。
其次是欧洲：俄乌战争后，美国应减少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军事存在，依靠英国和法国领导的欧洲防务，专注于北约的战略威慑，而非前线部署。米尔斯海默认为，这能缓解与俄罗斯的直接冲突风险，同时避免欧洲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中东则是克制的关键测试场：米尔斯海默建议美国撤出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地面部队，依靠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平衡伊朗，通过能源出口和经济制裁间接施压，而非军事占领。2023年沙特与伊朗和解（中国斡旋）表明，地区力量可替代美国主导。
克制与多极化的适应
米尔斯海默强调，克制是多极化世界的必然选择。2025年，中国GDP接近美国，军事现代化加速，俄罗斯虽经济疲弱但核能力强大，印度和欧盟崛起，单极时代已结束。自由主义霸权试图维持单极秩序（如对华遏制），但加剧了冲突（如台湾海峡紧张）。克制通过接受多极现实，减少直接对抗风险，例如避免中美在南海的军事化冲突。
他还讨论了核武器的制约作用：2025年全球核国家增至9个（包括朝鲜），任何大规模干预（如对伊朗）可能引发核危机。克制通过离岸平衡降低此类风险，依靠威慑而非占领。
道德与实用主义的辩护
米尔斯海默回应了自由主义对克制的道德批评：放弃人道主义干预（如叙利亚化武使用）是否冷血？他引用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的“正义战争”理论，指出干预的道德性需权衡后果，伊拉克战争的平民伤亡（约20万）证明理想主义可能适得其反。克制通过避免不必要战争，间接保护更多生命。
实用上，米尔斯海默认为，克制能恢复美国经济活力和国际信誉。例如，撤军可将资金用于国内创新，缓解2025年的通货膨胀压力（年率约3.5%）。外交上，克制可修复与中立国家的关系，如巴西和南非，避免“新冷战”阵营化。
挑战与风险
米尔斯海默承认，克制面临挑战：盟友可能不满（如日本要求更多保护），国内鹰派（如国防承包商）可能反对，撤军可能导致权力真空（如阿富汗塔利班回归）。但他认为，这些风险可通过渐进调整（如分阶段撤军）和外交补偿（如贸易优惠）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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