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 白宫华盛顿
我的美国同胞们:
在过去九个月里,我们把我们的国家——以及整个世界——从灾难与毁灭的边缘拉了回来。经历了四年软弱、极端主义和致命失败之后,我的政府以紧迫感和史无前例的速度行动,在国内和海外重建美国实力,并为我们的世界带来和平与稳定。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没有任何一届政府实现过如此戏剧性的扭转。
从上任第一天起,我们就恢复了美利坚合众国的主权边界,并动用美军阻止对我国的入侵。我们把激进的性别意识形态和“觉醒”疯狂从我们的武装部队中清除出去,并以1万亿美元的投资开始加强我们的军队。我们重建了同盟关系,让盟国为我们的共同防务作出更多贡献,其中包括一项历史性承诺:北约国家将国防开支从GDP 的 2% 提高到 5%。我们释放了美国的能源生产能力,重新夺回独立自主,并实施历史性的关税,将关键产业带回美国。
在 Operation Midnight Hammer 中,我们摧毁了伊朗的核浓缩能力。我将在我们地区活动的贩毒集团和野蛮的外国帮派宣布为外国恐怖组织。在短短八个月时间里,我们解决了八场肆虐的冲突——包括柬埔寨与泰国、科索沃与塞尔维亚、刚果(金)与卢旺达、巴基斯坦与印度、以色列与伊朗、埃及与埃塞俄比亚、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冲突,并结束了加沙战争,让所有在世的被扣押人员回到了他们的家庭。
美国再次强大、再次受到尊重——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正在让全世界实现和平。
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中,我们都把美国放在第一位。
接下来的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旨在描述并巩固我们已经取得的非凡进展。这是一份路线图,用来确保美国继续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成功的国家,以及地球上自由的家园。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将继续发展我国实力的每一个维度——我们将让美国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安全、更富裕、更自由、更伟大、更加强大。
唐纳德·J·川普总统
白宫
2025年11月
目录
I. 引言——什么是“美国战略”? ………………………………………………….. 1
1.美国“战略”为何误入歧途 …………………………………………………….. 1
2.特朗普总统必要而可喜的纠偏 ………………………………………………… 2
II. 美利坚合众国应当追求什么? …………………………………………………. 3
1.我们总体上要什么? ………………………………………………………….. 3
2.我们在世界中、并从世界中,要什么? …………………………………….. 5
III. 美国拥有哪些可用手段来获取我们所要的? ………………………………. 6
IV. 战略 ………………………………………………………………………………….. 8
1.原则 ……………………………………………………………………………….. 8
2.优先事项 ……………………………………………………………………….. 11
3.各地区 …………………………………………………………………………… 15
A. 西半球 ……………………………………………………………………….. 15
B. 亚洲 …………………………………………………………………………… 19
C. 欧洲 …………………………………………………………………………… 25
D. 中东 …………………………………………………………………………… 27
E. 非洲 …………………………………………………………………………… 29
I. 引言——什么是“美国战略”?
- 美国“战略”为何误入歧途
为了确保美国在未来数十年内继续作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最有权势、最成功的国家,我们国家需要一套连贯而聚焦的战略,用以指导我们如何与世界互动。要把这件事做好,全体美国人需要知道的,是我们究竟试图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
“战略”是一份具体、现实的规划,它说明了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基本联系:它从对“我们想要什么”以及“有哪些工具可以用来实现目标,或者在现实中可以创造出来的工具”的准确评估出发,以实现期望的结果。
一项战略必须进行评估、分类和排序。不是每一个国家、地区、议题或事业——无论它多么“正当”——都能成为美国战略的重点。外交政策的目的,是保护核心国家利益;这也是本战略的唯一焦点。
冷战结束以来的美国各类“国家战略”都不合格——它们是愿望或理想终局状态的大杂烩;它们没有清楚界定我们想要什么,而只是陈述一些含糊的空话;并且常常误判我们应当想要什么。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外交政策精英们说服了自己,相信美国对整个世界实行永久性支配符合我国的最大利益。然而,别国的事务只有在它们的活动直接威胁到我们的利益时,才与我们有关。
我们的精英严重误判了美国“永远承担全球重负”的意愿,而这些重负在美国人民看来与国家利益毫无联系。他们高估了美国同时支撑一个庞大的福利—规制—行政国家,以及一个庞大的军事、外交、情报与对外援助综合体的能力。他们在全球主义和所谓“自由贸易”上押下了极其错误且具有破坏性的赌注,这些做法掏空了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赖以存在的中产阶级与工业基础。他们允许盟友和伙伴把自身防务的成本转嫁给美国人民,有时甚至把我们拖入那些对他们至关重要、但对我们只是边缘甚至毫不相干的冲突与争端之中。而且,他们把美国政策绑在一个国际机构网络上,其中一些机构甚至被彻头彻尾的反美主义驱动,更多的则被一种跨国主义所驱动,这种跨国主义明确试图消解各主权国家本身。总之,我们的精英不仅追求一个根本不受欢迎、也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他们还破坏了达成这一目标所必需的根本手段:支撑我们国家权力、财富与善良品格的民族性格本身。
- 特朗普总统必要而可喜的纠偏
这一切并非不可避免。特朗普总统的第一届政府已经证明,只要有正确的领导、做出正确的选择,上述所有情况本可以——也应当——避免,而且完全可以取得远不止这些的成就。他和他的团队成功地调动起美国的巨大实力资源,修正了路线,并为我国开启了一个新的黄金时代。让美国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是特朗普总统第二届政府以及本文件的总体目标。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
1)美利坚合众国应当追求什么?
2)我们拥有哪些可用手段来获取我们所要的?
3)我们如何把目标与手段相连接,形成一套可行的国家安全战略?
II. 美利坚合众国应当追求什么?
- 我们总体上要什么?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要确保美利坚合众国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的共和国持续生存并保持安全,其政府捍卫公民上帝赋予的自然权利,并把公民的福祉与利益放在首位。
我们要保护这个国家、它的人民、它的领土、它的经济以及它的生活方式,使之免受军事攻击和敌对的外国影响——无论是间谍活动、掠夺性贸易做法、毒品与人口贩运、破坏性的宣传与影响行动、文化颠覆,还是任何其他对我国构成威胁的因素。
我们要对我们的边界、对我们的移民制度,以及对人们通过其进入我国——无论合法还是非法——的交通网络有完全的控制权。我们要的世界,不仅是“有序”迁徙的世界,而且是一个主权国家彼此合作、遏制而非促进破坏性人口流动,并对自己接纳与不接纳谁拥有完全自主权的世界。
我们要建立一个有韧性的国家基础设施,使之能够承受自然灾害,能够抵御和挫败外国威胁,并能防止或减轻任何可能损害美国人民或者扰乱美国经济的事件。任何对手或危险,都不应当能够把美国置于风险之中。
我们要招募、训练、装备并部署世界上最强大、最致命、技术最先进的军队,以保护我们的利益、威慑战争,并在必要时——以尽可能少的伤亡——迅速而果断地赢得战争。我们还要一支军队,其中每一名军人都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并对自己的使命充满信心。
我们要拥有世界上最稳固、最具可信度、最现代化的核威慑力量,再加上下一代导弹防御——包括为美国本土建立一个“金色穹顶”(Golden Dome)式的防御——以保护美国人民、海外的美国资产以及美国的盟友。
我们要世界上最强大、最具活力、最富创新能力、最先进的经济。美国经济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基石,它承诺并实现了广泛且普惠的繁荣,创造向上流动的机会,并奖励勤奋工作的人。我们的经济同样是我们全球地位的基石,是我们军事实力的必要基础。
我们要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基础。美国的国家力量取决于一个强大的工业部门,它有能力满足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生产需求。这不仅需要直接的国防工业生产能力,也需要与国防相关的生产能力。培育美国的工业实力,必须成为国家经济政策的首要任务。
我们要世界上最强大、最具生产力、最具创新性的能源部门——不仅能够为美国的经济增长提供动力,而且本身就能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出口产业之一。
我们要继续保持世界上科学和技术最为先进、最具创新性的国家地位,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我们要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防止外国盗窃。美国的开创精神是我们持续保持经济主导地位和军事实力优势的关键支柱;这一点必须得到维护。
我们要维护美国无与伦比的“软实力”,通过它我们在全世界施加有利于我国利益的积极影响。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毫不歉疚地肯定本国过去和现在的成就,同时尊重其他国家在宗教、文化和政治体制方面的差异。只有当我们相信我国固有的伟大和善良时,服务于美国真正国家利益的“软实力”才会发挥作用。
最后,我们要恢复和振兴美国的精神和文化健康,缺乏这一点,就不可能实现长期安全。我们要一个美国,它珍视自身过去的辉煌与英雄,并期待着新的黄金时代。我们要一个人民,他们自豪、快乐、乐观,相信自己能够把一个比他们接手时更好的国家留给下一代。我们要一群都有正当工作而不是“被排除在外”的公民,他们从中获得满足,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工作对国家的繁荣以及个体和家庭的福祉至关重要。若无数量不断增长、强健的传统家庭来养育健康的孩子,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
- 我们在世界中、并从世界中,要什么?
要实现上述目标,就必须动员我们国家力量的一切资源。然而,本战略聚焦的是外交政策。那么,美国的核心外交利益是什么?我们在世界中、并从世界中,要什么?
•我们要确保西半球保持足够的稳定与良好治理,从而阻止并抑制向美国的大规模移民;我们要一个这样的半球:其各国政府与我们合作,共同对抗毒品恐怖分子、贩毒集团和其他跨国犯罪组织;我们要一个这样的半球:没有敌对势力的入侵或对关键资产的占有,同时支撑着关键供应链;我们还要确保继续能够进入关键的战略要地。换句话说,我们将提出并执行一条“特朗普版门罗主义原则”;
•我们要停止并扭转外国行为体对美国经济造成的持续损害,同时保持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维护所有关键海上通道的航行自由,并保持安全可靠的供应链与关键物资的获取渠道;
•我们要支持盟友维护欧洲的自由与安全,同时恢复欧洲的文明自信与“西方身份”;
•我们要防止任何对手势力主导中东、控制那里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及其通过的要冲通道,同时避免那些曾长期将我们拖入该地区、并代价高昂的“永恒战争”;以及
•我们要确保美国的技术和美国的标准——尤其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量子计算——引领世界的发展方向。
这些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核心、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我们当然还有其他利益,但这些是我们必须置于一切之上的利益,忽视或怠慢它们,将使我们自陷险境。
III. 美国拥有哪些可用手段来获取我们所要的?
美国依然拥有世界上最令人艳羡的地位,拥有世界领先的资产、资源和优势,包括:
•仍具机动性的政治体制,能够进行路线修正;
•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创新性的单一经济体,它既能创造财富投入战略利益领域,又能为那些希望进入我们市场的国家提供杠杆;
•世界领先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包括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
•世界上最先进、最具创新性和最盈利的科技部门,它支撑着我们的经济,为我们的军队提供质的优势,并强化我们的全球影响力;
•世界上最强大、最有能力的军队;
•一个广泛的同盟网络,在世界上最具战略重要性的地区有条约盟友与伙伴;
•可称羡的地理条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本半球内没有具压倒性力量的竞争对手,我们的边界不面临军事入侵风险,而其他大国则被辽阔的海洋与我们分隔开来;
•无可匹敌的“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以及
•美国人民的勇气、意志和爱国心。
此外,通过特朗普总统强有力的国内议程,美利坚合众国正在:
•重建“能力文化”,剔除那些所谓“多元、公平与包容(DEI)”以及其他歧视性和反竞争性做法,这些做法削弱了我们的制度、拖累了我们的发展;
•把我国庞大的能源生产能力作为战略优先事项释放出来,为增长和创新提供动力,并支撑和重建中产阶级;
•对我们的经济进行再工业化,同样是为了进一步支撑中产阶级,并掌握自己的供应链和生产能力;
•通过史无前例的减税和放松监管,将经济自由还给公民,使美国成为开展业务和投资资本的首选之地;以及
•投资新兴技术和基础科学,以确保我们在未来世代仍能保持繁荣、竞争优势和军事实力上的主导地位。
本战略的目标,就是把所有这些世界领先的资产以及其他资源有机结合起来,以进一步强化美国实力与优势,使我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伟大。
IV. 战略
- 原则
特朗普总统的外交政策是务实的,但并非某种“实用主义”(pragmatist);是现实的,但并非教条化的“现实主义”(realist);是有原则的,但并非空洞的“理想主义”(idealistic);是强硬有力的,但并非好战的“鹰派”(hawkish);是谨慎克制的,但并非软弱的“鸽派”(dovish)。它不是建立在传统的意识形态光谱之上,而是首先由一条标准驱动——什么对美国“有用”。用两个词来概括,就是:“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
特朗普总统已经牢牢确立了他“和平总统”(The President of Peace)的历史地位。除了在第一任期通过历史性的《亚伯拉罕协议》取得的卓越成功之外,特朗普总统还借助其“交易能力”,在第二任期的短短八个月内,促成了世界范围内八场冲突的空前和平解决。他促成了柬埔寨与泰国、科索沃与塞尔维亚、刚果(金)与卢旺达、巴基斯坦与印度、以色列与伊朗、埃及与埃塞俄比亚、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并结束了加沙战争,让所有在世的被扣押人员回到了他们的家庭。
在地区冲突演变为拖累整个大陆的全球性战争之前予以阻止,这是最高统帅应当关切的事情,也是本届政府的优先事项。一个大火四起、战火烧到我们本土的世界,不利于美国利益。特朗普总统运用非常规外交手段、美国的军事实力和经济杠杆,精确扑灭核武国家之间的纷争火种以及源自数百年仇恨的暴力战争。
特朗普总统已经证明,美国的外交、国防和情报政策必须由以下基本原则所驱动:
•对国家利益的聚焦性定义——至少自冷战结束以来,各届政府在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时,往往试图不断扩张美国“国家利益”的定义,以至几乎没有任何问题或事业被视为在其范围之外。但如果什么都想关注,结果就是对什么都无法真正关注。美国的核心国家安全利益,应当成为我们的焦点。
•以实力求和平(Peace Through Strength)——实力是最好的威慑。那些在足够威慑之下的国家或其他行为体,就不会去威胁美国利益。此外,实力也能使我们实现和平,因为那些尊重我们实力的各方,会主动寻求我们的帮助,也更容易接受我们为化解冲突、维护和平所作的努力。因此,美国必须保持最强大的经济,发展最先进的技术,增强本社会的文化健康,并建设世界上最有能力的军队。
•不干涉主义的倾向——在《独立宣言》中,美国开国元勋清楚地表达了不干涉他国事务的偏好,并说明了其依据:正如所有人类都拥有上帝赋予的平等自然权利,所有国家也根据“自然法则和上帝之法”有权在彼此之间享有“各自独立而平等的地位”。对于像我们这样利益众多、门类复杂的国家而言,僵硬地坚持绝对不干涉是不可能的。但这种“不干涉”的倾向,应当为什么才算“正当干预”设定一个很高的门槛。
•灵活的现实主义(Flexible Realism)——美国政策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将会对何为“可能”与“可取”保持现实的评估。我们寻求与世界各国保持良好关系与和平的商业往来,而不会强行向其他国家灌输与其传统和历史迥异的民主或其他社会变革。我们认识并承认:按照这种现实评估行事、以及在与那些政治制度和社会与我们不同的国家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敦促与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维护共同规范、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促进我们的利益,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不一致或虚伪。•民族国家的首要地位(Primacy of Nations)——世界的根本政治单位,现在如此,将来也会如此,都是民族国家。所有国家把自身利益放在首位并捍卫主权,这既自然又正当。各国优先自身利益时,世界运行得最好。美利坚合众国将率先把自身利益放在首位,并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鼓励它们也优先考虑各自的利益。我们维护国家的主权权利,反对那些侵蚀主权的、最具侵入性的跨国组织,并致力于改革这些机构,使其为各民族主权服务,而不是相反,同时促进美国利益。
•主权与尊重——美利坚合众国将毫不歉疚地捍卫自身主权。这包括防止主权被跨国和国际组织侵蚀、防止外国势力或实体试图审查我们的舆论或限制我们公民的言论自由、防止旨在左右我国政策或把我们卷入外国冲突的游说与影响行动,以及防止通过玩弄移民制度在我国境内建立效忠外国利益的票仓。美利坚合众国将自主决定我们在世界上的道路和命运,不受外部干预。
•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美国不能允许任何国家变得过于强大,以至于能够威胁到我们的
利益。我们将与盟友和伙伴一道,维护全球和地区层面的力量平衡,防止敌对势力形成支配地位。既然美国已经拒绝为自身追求那种注定失败的“对全世界的支配”,我们就必须防止其他势力在全球、乃至在某些地区实现支配地位。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浪费鲜血与财富去遏制世界上所有大国与中等强国的影响力。大国因规模、财富和实力而具有超常影响力,这是国际关系永恒的事实。这一现实有时要求我们与伙伴合作,挫败那些威胁到共同利益的野心。
•亲美国工人(Pro-American Worker)——美国政策将亲近工人,而不仅仅是“亲增长”,并将美国自己的工人置于优先地位。我们必须重建一种经济,使繁荣可以广泛而均匀地分布,而不是集中于顶层,或者局限于某几个行业及国内少数地区。
•公平(Fairness)——从军事同盟到贸易关系以及其他一切领域,美利坚合众国将坚持要求获得公平对待。我们不会再容忍、也无力再承担免费搭车、贸易失衡、掠夺性经济行为,以及其他寄生在我们国家长期善意之上的做法,这些做法损害了我们的利益。正如我们希望盟友富裕而有能力一样,我们的盟友也必须认识到:让美国保持富裕和有能力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特别是,我们期望盟友在自身防务上投入更多的国民生产总值(GDP),以开始弥补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在防务上远高于他们的巨大支出差距。
•能力与功绩(Competence and Merit)——美国的繁荣与安全有赖于能力的培养和晋用。能力与功绩是我们最大的文明优势之一:当最优秀的美国人被录用、被提升、被尊崇时,创新与繁荣就会随之而来。如果能力被摧毁或系统性地压制,我们习以为常的复杂体系——从基础设施到国家安全,再到教育与科研——就会停止运转。如果功绩被扼杀,美国在科学、技术、工业、国防与创新方面的历史优势就会蒸发。那些试图以某些“优先群体身份”来取代能力与功绩的激进意识形态,一旦得逞,就会让美国变得面目全非,丧失自我防卫能力。同时,我们不能允许“唯才是举”被用作借口,在所谓“全球人才”的名义下向全世界打开美国劳动力市场,从而压低美国工人的地位。在我们的每一个原则和行动中,美国与美国人必须永远优先。
优先事项
大规模移民时代已经结束——一个国家接纳谁、接纳多少人、从何处接纳——必然会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任何认为自己是主权国家的国家,都有权、有义务界定自身的未来。纵观历史,主权国家都会禁止不受控制的移民,只在极少数情况下向外来者授予公民身份,而且会设置严格苛刻的条件。过去几十年的西方经验,证实了这一古老智慧。在世界各地,大规模移民挤占了国内资源,增加了暴力与其他犯罪,削弱了社会凝聚力,扭曲了劳动力市场,并破坏了国家安全。大规模移民时代必须终结。边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首要要素。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国家免遭“入侵”,不仅包括不受控制的移民,也包括恐怖主义、毒品、间谍活动和人口贩运等跨境威胁。由美国人民的意志——并通过其政府加以执行——所掌控的边界,是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共和国得以存续的根本。
•核心权利与自由的保护——美国政府的目的,是捍卫美国公民上帝赋予的自然权利。为此,美利坚合众国各部门与机构被授予了令人敬畏的权力。这些权力决不能被滥用,不管滥用的借口是“去极端化”“保护我们的民主”,还是其他任何托词。一旦这些权力在何处、何时被滥用,施暴者就必须被追究责任。特别是,言论自由、宗教和良心自由,以及选择并主导我们共同政府的权利,是绝不能被侵犯的核心权利。对于那些与我们共享——或声称共享——这些原则的国家,美国将强力主张它们在文字和精神上都得到维护。我们将反对精英推动的、反民主的对核心自由的限制——不论发生在欧洲、英语世界,还是在其他民主国家,尤其是我们的盟友当中。•分担责任与转移责任(Burden-Sharing and Burden-Shifting)——美国像阿特拉斯一样扛起整个世界秩序的日子已经结束。在我们的众多盟友和伙伴当中,有几十个富裕、成熟、且高度复杂的国家,它们必须对各自所在地区承担主要责任,并为我们的共同防务作出更大贡献。特朗普总统通过《海牙承诺》(Hague Commitment)为全球设定了新的标准,该承诺要求北约国家将国防开支提高到GDP 的 5%,而我们的北约盟友已经表示支持这一承诺,并且必须切实兑现。延续特朗普总统要求盟友对其所在地区承担主要责任的做法,美国将组织一个承担责任的网络,由我们的政府担任召集者和支持者。这种方式确保责任真正得以分担,并让所有努力都获得更广泛的合法性。其模式将是有针对性的伙伴关系,通过经济工具来协调激励,与志同道合的盟友共同分担责任,并坚持改革,以夯实长期稳定的基础。这样的战略清晰性,将使美国能够更有效地对抗敌对与颠覆性影响,同时避免过去那些因过度扩张与目标分散而被削弱的努力。对于那些自愿在其周边安全上承担更多责任、并在出口管制方面与我们保持一致的国家,美国将随时准备在商业事务、技术分享和国防采购等方面给予更优惠的待遇。
•通过和平实现重新对齐(Realignment Through Peace)——在总统的指挥下,在那些与我们紧迫核心利益并非直接相关的地区和国家寻求和平协议,是提升稳定性、强化美国全球影响力、推动国家与地区向有利于我们利益的方向重新对齐,并开辟新市场的有效方式。所需资源归根结底是总统层面的外交,而这是只有在有能力的领导之下,我们这个伟大国家才能真正施展的。其回报——长期冲突的终结、无数生命获救、新朋友的结交——远远胜过投入的那点时间与精力成本。
•经济安全(Economic Security)——最后,由于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我们将继续致力于加强美国经济,重点包括:
•贸易平衡(Balanced Trade)——美利坚合众国将优先重塑我们的贸易关系,减少贸易赤字,反对对我方出口设置壁垒,终结损害美国工业和工人的倾销及其他反竞争做法。我们寻求的是在相互尊重、互利基础上与愿意与我们贸易的国家达成公平、对等的贸易协议。但我们的首要任务,必须也是并且将始终是:我们的工人、我们的产业以及我们的国家安全。
•确保获取关键供应链与关键物资(Securing Access to Critical Supply Chains and Materials)——正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共和国初创之时所论证的那样,美利坚合众国绝不能在那些对国家防务或经济至关重要的核心组成部分——从原材料到零部件再到成品——上对任何外部力量形成依赖。我们必须重新获得对捍卫自己与维持我们生活方式所需物资的独立而可靠的获取能力。这要求我们扩大美国对关键矿产与物资的获取,同时对抗掠夺性经济行为。此外,情报界将监测全球关键供应链和技术进步,以确保我们理解并化解针对美国安全与繁荣的脆弱点与威胁。
•再工业化(Reindustrialization)——未来属于“制造者”。美利坚合众国将对本国经济进行再工业化,将工业生产“再迁回”本土,并鼓励、吸引对我国经济和劳动力的投资,重点瞄准那些将决定未来的关键与新兴技术领域。我们将通过战略性使用关税和新技术来做到这一点,这些工具有利于在全国各个角落广泛开展工业生产,提高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并确保我国再也不必在关键产品或关键部件上依赖任何当前或潜在的对手。
•重振国防工业基础(Reviving our Defense Industrial Base)——一支强大、有能力的军队,离不开一个强大、有能力的国防工业基础。最近的冲突表明,低成本无人机和导弹与为防御它们而需要的昂贵系统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这暴露出我们的迫切变革与适应需求。美国需要一次全国动员,以低成本创新出强大的防御手段,以规模化生产最先进、最有能力的系统和弹药,并将我们的国防工业供应链重新迁回美国。特别是,我们必须为战士们提供全谱系作战能力,从能够击败大多数对手的低成本武器,到在与高度复杂的敌人交战时所需的最先进高端系统。为了实现特朗普总统“以实力求和平”的愿景,我们必须迅速完成这一切。我们还将鼓励所有盟友和伙伴的工业基础重获活力,以强化集体防御能力。
•能源主导地位(Energy Dominance)——恢复美国在石油、天然气、煤炭和核能方面的主导地位,并将关键能源部件重新迁回美国,是最高战略优先事项。廉价而充足的能源将为美国创造高薪工作,降低消费者和企业成本,为再工业化提供动力,并有助于我们保持在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领域的优势。扩大我们的净能源出口,也会加深与盟友的关系,同时削弱对手的影响力,保护我们保卫本土的能力,并在必要时为我们提供投射力量的基础。我们拒绝那些已经严重伤害欧洲、威胁美国并补贴我们对手的灾难性“气候变化”与“净零排放”意识形态。•维护并扩大美国金融部门的主导地位(Preserving and Growing America’s Financial Sector Dominance)——美利坚合众国拥有世界领先的金融和资本市场,这是美国影响力的支柱,为决策者提供了重要杠杆和工具,以推动美国国家安全优先事项。但我们的领先地位并非板上钉钉。维护并扩大这种主导地位,需要我们充分利用充满活力的自由市场体系以及我们在数字金融和创新领域的领先地位,确保我们的市场继续保持世界上最具活力、流动性最高、最安全的特性,并持续成为世界各国羡慕的对象。
- 各地区
像这样的文件往往习惯性地“提到世界上每一个地区和每一个问题”,好像一旦有哪一块没被点名,就表明存在盲点或轻视。因此,这类文件往往变得臃肿而缺乏重点——这恰恰与“战略”应有的样子相反。
真正的聚焦与优先排序,不可避免地意味着“选择”——意味着承认并非一切对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时刻都同等重要。这绝不是在宣称某些民族、地区或国家在本质上“不重要”。在各方面衡量之下,美国都是历史上最慷慨的国家——但我们也无力、也无法对世界上每一个地区与每一个问题给予同等关注。
国家安全政策的目的,是保护核心国家利益——其中一些优先事项会跨越地区界限。例如,一块原本在整体上影响较小的地区,只要出现恐怖主义活动,也可能迫使我们立即予以关注。但从这种必要性出发,就将长期关注扩展到整个外围地区,是一种错误。
A. 西半球:特朗普版门罗主义原则
在多年忽视之后,美利坚合众国将重新提出并执行门罗主义,以恢复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并保护我们的本土与我们在这一地区关键地理位置的通行权。我们将阻止来自本半球之外的竞争者在本区域部署军力或其他具有威胁性的能力,或拥有、控制战略上至关重要的资产。这一“特朗普版门罗主义原则”,是对美国实力与优先事项的常识性、且极具威力的恢复,与美国安全利益完全一致。
我们在西半球的目标可以概括为“招募与扩展”(Enlist and Expand)。我们将“招募”本半球的老朋友,帮助控制移民、阻止毒品流动、加强陆地与海上的稳定与安全。我们还将“扩展”,通过培育和加强新的伙伴关系,同时提升我们自身作为本半球首选经济与安全伙伴的吸引力。
招募(Enlist)
美国政策应当聚焦于招募那些能够在本区域内、甚至在其国界之外,帮助创造可接受稳定的地区“冠军”。这些国家将帮助我们阻止非法和具有破坏性的移民活动,摧毁贩毒集团,把制造业“近岸化”,并发展当地的私营经济等。我们将奖励并鼓励那些在整体上与我们的原则和战略相一致的地区政府、政党与政治运动。但我们也不能忽视那些在观念上持不同立场、却在某些领域与我们拥有共同利益并且希望与我们合作的政府。
美利坚合众国必须重新审视我们在西半球的军事存在。这意味着四件显而易见的事情:
•重新调整我们的全球军力部署,将其转向应对本半球内的紧迫威胁——尤其是本战略所界定的任务——并相应减少在那些对美国国家安全相对重要性近几十年来已下降的战区的存在;
•为海岸警卫队和海军部署更恰当的力量规模与结构,以控制海上通道,挫败非法和其他不受欢迎的移民活动,减少人口与毒品贩运,并在危机情况下掌控关键运输路线;
•有针对性的部署以确保边境安全并摧毁贩毒集团,在必要时包括使用致命武力,从而取代过去几十年来只依靠“执法”一条腿走路而失败的做法;以及
•在战略上重要的地点建立或扩展军事通行与部署权。
美利坚合众国将把“商业外交”置于优先位置,运用关税与对等贸易协定这些强有力工具,以加强自身经济和产业。我们的目标,是让伙伴国家发展自身国内经济,使一个经济上更强、更成熟的西半球成为美国贸易和投资日益具有吸引力的市场。
加强本半球关键供应链,将减少依赖、提升美国经济韧性。美国与伙伴之间建立起来的经济纽带,将使双方获益,并让本半球之外的竞争者更难扩大其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在优先发展商业外交的同时,我们也将努力加强安全伙伴关系——包括武器销售、情报共享以及联合军演。
扩展(Expand)
当我们深化与那些当前与美国关系牢固国家的伙伴关系时,我们也必须着眼于在本地区扩大我们的网络。我们希望其他国家把我们视为首选合作伙伴,并将通过多种方式,劝阻它们与其他势力合作。
西半球拥有大量战略资源,美国应当与本地区盟友合作,开发这些资源,使周边国家和我们自身都更加繁荣。国家安全委员会将立即启动一项强有力的跨机构程序,由情报界分析部门提供支持,对西半球的战略要点与资源进行识别,以便与区域伙伴共同加以保护与开发。
来自半球外的竞争者已经在我们的半球取得了重大进展,既在当下对我们构成经济上的不利,又通过某些安排为未来可能的战略伤害埋下伏笔。在过去几十年间,允许这些渗透在几乎没有任何严肃反制的情况下发生,是美国犯下的又一重大战略错误。
作为我们安全与繁荣的先决条件,美利坚合众国必须在西半球保持主导地位——这是我们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在本地区自信地施展影响力的条件。我们同盟的条款、以及我们提供任何形式援助的条件,都必须取决于对敌对外来影响的逐步清除——这包括对军事设施、港口和关键基础设施的控制权,也包括对广义“战略资产”的购入与掌控。
某些外来影响由于与个别拉美国家政府及某些外国行为体之间的政治同盟而很难逆转。然而,许多政府并非在意识形态上与这些外国势力结盟,而是因为出于其他原因——包括低成本和较少的规制障碍——才倾向于与它们做生意。美国已经通过具体展示那些所谓“低成本”外援中在间谍活动、网络安全、债务陷阱等方面暗藏的巨大代价,在西半球成功地扭转了一些外来影响。我们应当加速这些努力,包括利用美国在金融与科技方面的杠杆,促使各国拒绝此类援助。
在西半球——以及整个世界——美国应当明确一点:从长远来看,美国提供的商品、服务与技术是更划算的选择,因为它们质量更高,不附带其他国家援助中常见的那些“附加条件”。与此同时,我们也将改革自身体系,加快审批与许可流程——再次强调,我们将自己打造成首选伙伴。所有国家都应面对这样一个选择:是愿意生活在由美国领导的、由主权国家和自由经济构成的世界,还是生活在一个由地球另一端国家施加影响的平行世界。
在本地区开展工作的每一位美国官员,都必须充分了解各种有害外来影响的全貌,同时一方面施加压力、另一方面提供激励,促使伙伴国家保护我们的半球。
要成功守护我们的半球,还需要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与美国私营部门之间更紧密的合作。所有美国使馆都必须熟悉所在国的重要商业机会,特别是大型政府合同。每一位与这些国家打交道的美国政府官员,都应明白:他们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帮助美国企业在当地竞争并获胜。
美国政府将为美国企业识别本地区具有战略意义的收购与投资机会,并将这些机会提交给美方所有对外融资项目进行评估,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国务院、战部(War Department)、能源部旗下项目;小企业管理局;国际开发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进出口银行;以及“千年挑战公司”(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等。我们还应当与本地区政府和企业合作,建设可扩展且具有韧性的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关键矿产资源开发,并巩固现有及未来的网络通信基础设施,使之充分利用美国在加密与安全方面的潜力。上述美国政府机构应当被用于为国外采购美国商品的部分成本提供融资。
美国还必须抵制并扭转那些诸如选择性税收、不公平规制和征收等不利于美国企业的做法。我们的协议条款——尤其是在那些最依赖我们、因此我们对其拥有最大杠杆的国家中——必须为美国企业提供“唯一来源合同”(sole-source contracts)。与此同时,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让那些在本地区兴建基础设施的外企被挤出市场。
B. 亚洲:赢得经济未来,防止军事对抗
以实力为基础的领导(Leading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特朗普总统一人之力,扭转了三十多年来美国对中国的错误预期:这种预期认为,只要向中国开放我们的市场,鼓励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并把我们的制造业外包给中国,就会促进中国融入所谓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中国变得富裕而强大,并将其财富和权力有力地用在对自己有利的方向上。美国精英——在连续四届、两党政府中——要么是中国战略的积极帮凶,要么就是对其视而不见。
印太地区已经贡献了全球几乎一半的 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以及三分之一的名义 GDP。可以肯定的是,随着21世纪的推进,这一份额只会继续扩大。这意味着印太地区已经并将继续成为本世纪关键的经济与地缘政治战场之一。要在本国繁荣发展,我们就必须在那儿取得竞争优势——而我们正在这么做。特朗普总统在2025年10月出访期间签署了多项重要协议,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在贸易、文化、科技与防务方面强有力的联系,并再次确认了我们对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的承诺。
美国仍然掌握着巨大的资产——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与军队、世界一流的创新能力、无可匹敌的“软实力”,以及在帮助盟友和伙伴获益方面的历史纪录——这些优势使我们能够成功参与竞争。特朗普总统正在印太地区构筑同盟、加强伙伴关系,这些关系将成为未来长期安全与繁荣的基石。
经济:终极筹码(Economics: The Ultimate Stakes)
自1979年中国经济重新向世界开放以来,我们两国之间的商业关系一直都是、并仍然是根本性失衡的。这一关系最初是一个成熟、富裕经济体与世界最贫穷国家之一之间的关系,如今却演变为两个“准对等体”之间的关系,然而直到最近,美国的姿态依然停留在旧有假设上。
中国适应了自2017年开始的美国关税政策转变,部分方式就是加强其对供应链的掌控,特别是在世界上的中低收入国家(人均 GDP 不超过13,800美元)——这些国家将成为未来数十年最重要的经济战场之一。2020年至2024年间,中国对低收入国家的出口翻了一番。美国则通过中间商以及在十多个国家(包括墨西哥)的中资工厂间接进口中国商品。如今,中国对低收入国家的出口几乎是对美国出口的四倍。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首次上任时,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占其 GDP 的4%,此后已降至稍高于2%。但中国仍通过其他“代理国家”对美国进行出口。
接下来,我们将重塑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将“对等”和“公平”置于优先地位,从而恢复美国的经济独立。与中国的贸易应保持平衡,并聚焦于非敏感领域。如果美国能够保持增长路径——并在此基础上与北京保持真正互利的经济关系——那么,我们就有望从目前2025年约30万亿美元的经济总量,在2030年代迈向40万亿美元,使我国在维系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方面拥有极其有利的条件。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为长期经济活力奠定基础。
重要的是,这必须伴随着对“威慑”的持续而有力的关注,以防止印太地区爆发战争。这种组合方式能够形成良性循环:强有力的美国威慑为更审慎的经济行动腾出空间,而更审慎的经济行动又会为长期维持威慑提供更多美国资源。
要实现这一目标,有几件事情至关重要。
首先,美利坚合众国必须保护并捍卫本国经济和人民免受来自任何国家、任何来源的伤害。这意味着要终结(其中包括但不限于):
•掠夺性、国家主导的补贴和产业政策;
•不公平贸易做法;
•工作岗位的流失与去工业化;
•大规模知识产权盗窃与工业间谍活动;
•对我们供应链的威胁,这些威胁可能危及美国获取关键资源(包括矿产和稀土元素)的能力;
•出口芬太尼前体化学品,从而助长美国的阿片类药物危机;
•宣传、影响行动和其他形式的文化颠覆。
第二,美利坚合众国必须与我们的条约盟友和伙伴一道采取行动——他们加起来拥有约35万亿美元的经济实力,而我们的国民经济规模为30万亿美元(两者合计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用我们的合力来对抗掠夺性经济行为,利用我们的综合经济力量,帮助捍卫我们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地位,并确保盟国经济不会沦为任何竞争大国的附庸。我们必须持续改善与印度在商业(及其他)方面的关系,鼓励新德里在印太安全上发挥更大作用,包括在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组成的“四方机制”(Quad)框架下继续开展合作。此外,我们还将致力于让盟友与伙伴的行动与我们共同的利益保持一致,即防止任何单一竞争对手在经济上取得支配地位。
美利坚合众国同时必须加大科研投资,以保持并拓展我们在尖端军用和军民两用技术领域的优势,重点关注那些美国优势最明显的领域。这包括水下、太空和核领域,以及将决定未来军事实力格局的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自主系统等,还包括为这些领域提供动力的能源。
此外,美国政府与美国私营部门之间关键性的合作关系,有助于我们对美国网络体系(包括关键基础设施)的持续威胁保持监测。这反过来又增强了美国政府在进行实时发现、归因和应对(即网络防御和进攻性网络行动)方面的能力,同时保护美国经济的竞争力,并增强美国科技部门的韧性。
提升这些能力,也需要大幅度减轻监管负担,从而进一步提升我们的竞争力、激发创新,并扩大美国对自身自然资源的获取。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的目标应当是恢复有利于美利坚合众国及其在该地区盟友的军事力量平衡。
除了维持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并把我们的同盟体系整合成为一个经济共同体之外,美利坚合众国还必须在未来几十年内全球经济增长最集中的国家中,开展强有力的外交活动和由私营部门主导的经济接触。
“美国优先”的外交,旨在重新平衡全球贸易关系。我们已经向盟友明确表示,美国经常项目的长期赤字不可持续。我们必须鼓励欧洲、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等主要国家采取有助于“再平衡”中国经济向家庭消费转型的贸易政策,因为仅凭东南亚、拉丁美洲和中东,无法吸收中国庞大的过剩产能。欧洲和亚洲的出口国也可以把中等收入国家视作其出口产品的有一定限度、但不断增长的市场。
中国的国家主导型和国家支持型企业在建设实体和数字基础设施方面极具优势,中国已经把大约1.3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循环为对贸易伙伴的贷款。美国及其盟友尚未制定——更谈不上执行——一份面向所谓“全球南方”的联合方案,而我们在一起,却拥有巨大的资源。欧洲、日本、韩国等共计持有约7万亿美元的净对外资产。包括多边开发银行在内的国际金融机构,共计拥有大约1.5万亿美元的资产。虽然“任务蔓延”削弱了其中一些机构的有效性,但本届政府致力于利用其领导地位推进改革,确保这些机构服务于美国利益。
区别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是我们的开放、透明、可靠、对自由与创新的承诺,以及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这些特征将继续使我们成为全球首选伙伴。美国仍然在世界所需的关键技术领域保持主导地位。我们应当向伙伴国家提供一整套诱因——例如高科技合作、防务采购以及进入我们的资本市场——以推动它们作出有利于我们的选择。
特朗普总统在2025年5月对波斯湾国家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展示了美国技术的力量与吸引力。在那里,总统赢得了海湾国家对美国人工智能技术优势的支持,从而深化了我们的伙伴关系。美国也应当以类似方式争取我们的欧洲和亚洲盟友与伙伴,包括印度,在西半球巩固和改善我们各自的地位,并在非洲关键矿产资源问题上开展合作。我们应当与合作国家组成联盟,利用我们在金融和技术方面的比较优势,开拓出口市场。美国的经济伙伴,不应再指望通过对美国输出过剩产能和维持结构性失衡来获利,而应通过与美国在战略上保持一致、并获得美国的长期投资,在“管理型合作”中实现增长。
凭借世界上最深、最有效率的资本市场,美国可以帮助低收入国家发展自己的资本市场,并使其货币与美元保持更紧密的联系,从而巩固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未来。
我们最大的优势仍然在于我们的政府体制和充满活力的自由市场经济。然而,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这种体制的优势会自动保持。国家安全战略因此是必不可少的。
威慑军事威胁(Deterring Military Threats)
从长期看,保持美国在经济与技术上的主导地位,是威慑与防止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最可靠方式。
有利的常规军事力量平衡,仍然是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对台湾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源自台湾在半导体生产上的主导地位,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台湾为通向“第二岛链”提供了直接通道,并将东北亚与东南亚分割为两个独立战区。鉴于全球约三分之一的航运,每年都要通过南中国海,这对美国经济具有重大意义。因此,通过保持军事优势来威慑台海冲突,是优先事项。我们也将维持长期以来关于台湾的既定政策立场,这意味着美国不支持对台湾海峡现状的任何单方面改变。
我们将建设一支能够在“第一岛链”任何地点阻止侵略的军队。但美国军队不能、也不应当单独承担这一任务。我们的盟友必须站出来,大幅增加国防支出,更重要的是要做更多实事,以支持集体防务。美国的外交努力应当集中在督促“第一岛链”上的盟友与伙伴,允许美国军队更广泛地使用它们的港口和其他设施,在自身防务上投入更多资金,并最重要地,在那些专门用于威慑侵略的能力上加大投资。
此举将把“第一岛链”沿线的海上安全问题联结起来,同时增强美国及其盟友阻止任何试图夺取台湾或通过改变力量平衡使防卫该岛变得不可能的企图的能力。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安全挑战,是任何竞争者可能掌控南中国海的风险。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一个潜在的敌对力量就可能在全球最重要的贸易通道之一上征收“过路费”,或者——更糟糕的是——随意关闭或重新开放这一通道。无论哪一种情况,都会损害美国经济以及更广泛的美国利益。我们必须在制定强有力措施的同时,建立足够威慑,以确保这些航道畅通无阻,不会被征收“过路费”,也不会被任何单一国家随意关闭。这不仅要求我们进一步投资于军力——尤其是海军实力——还要求我们与所有可能受此影响的国家开展强有力合作,从印度到日本乃至更远。
鉴于特朗普总统坚持要求日本与韩国增加防务贡献,我们必须督促这些国家提高国防开支,重点投入那些包括新能力在内的领域,从而有效威慑对手并保护“第一岛链”。我们也将加强与巩固我们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同时在与台湾和澳大利亚的交往中,坚持我们在提高国防开支问题上的坚定立场。
防止冲突爆发,需要在印太地区保持警觉的姿态,需要重振我们的国防工业基础,需要我们自己以及盟友与伙伴增加军事投资,也需要我们在长期的经济和技术竞争中获胜。
C. 促进“欧洲伟大”(Promoting European Greatness)
美国官员习惯性地把欧洲问题看作是“军费投入不足”和“经济停滞”。这些说法有其真实性,但欧洲真正的问题要深得多。
自1990年以来,欧洲大陆在全球 GDP 中的占比已经从25%下降到今天的14%,部分原因在于国家与跨国层面的各类管制,压抑了创造力和勤勉精神。
但与此相比,真正更加严峻的,是“文明消失”的前景。欧洲面临的重大问题包括:欧盟及其他跨国机构的运作削弱了政治自由与主权;移民政策正在改变这个大陆、制造严重社会冲突;言论自由受到审查,政治反对派遭压制;出生率断崖式下滑;民族身份与自信丧失。
如果当前趋势持续下去,这块大陆在20年之内就会变得面目全非。因此,很难说未来某些欧洲国家是否还拥有足够强健的经济和军队,能够成为可靠的盟友。许多国家目前仍在加倍押注于自己现在所走的道路。我们希望欧洲仍然保持“欧洲性”,重新获得文明自信,并摒弃其失败的“过度管制”路径。
这种缺乏自信,在欧洲处理对俄关系的方式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在除核武器之外几乎所有硬实力指标上,欧洲盟友对俄罗斯享有显著优势。由于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战争,欧洲与俄罗斯的关系已经高度紧张,许多欧洲人视俄罗斯为“生存威胁”。要管理好欧洲与俄罗斯的关系,需要美国进行大量外交努力,既要在整个欧亚大陆重新建立战略稳定,也要降低俄罗斯与欧洲诸国发生冲突的风险。
让乌克兰战事尽快停火,符合美国的核心利益——这样可以稳定欧洲经济,防止战争意外升级或扩大,与俄罗斯重新建立战略稳定,同时使乌克兰在战后得以重建,确保其作为一个可行国家的生存能力。
乌克兰战争产生了一个事与愿违的后果,那就是进一步提高了欧洲——尤其是德国——对外部的依赖。如今,德国化工企业正在中国建设世界上最大的一些加工厂,使用的是它们在本国获取不到的俄罗斯天然气。特朗普政府发现自身在乌克兰问题上与欧洲官员立场相左,而后者往往身处不稳定的少数派政府,却抱有对战争不切实际的期待;很多这样的政府在压制反对派时踩踏了民主的基本原则。绝大多数欧洲人希望和平,然而这一愿望却并未转化为政策,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些政府在破坏本国民主程序。这对美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因为如果欧洲国家陷于政治危机,就无法自我改革。
然而,欧洲在战略和文化上对美国仍至关重要。跨大西洋贸易依然是全球经济以及美国繁荣的支柱之一。从制造业到科技再到能源,欧洲的许多产业仍然位居世界前列。欧洲也是前沿科学研究和世界一流文化机构的所在地。我们绝无可能、也绝不应当把欧洲“放弃”——那样做,会从根本上挫败本战略要实现的目标。
美国外交应当继续为真正的民主、言论自由以及欧洲各国对自身独特历史和国民性的不加掩饰的自豪感而发声。美国鼓励其在欧洲的政治盟友推动这种精神上的复兴,而爱国欧洲政党的影响力不断上升,确实为我们带来了极大的乐观理由。
我们的目标,应当是帮助欧洲修正当下轨道。我们将需要一个强大的欧洲,来帮助我们在全球竞争中取得成功,并与我们一道,防止任何对手主宰欧洲。
美国在感情上可以理解地对欧洲大陆怀有深厚情意——当然,也包括英国和爱尔兰。这些国家的国民性格在战略上同样重要,因为我们依赖那些富有创造力、有能力、自信且民主的盟友,来共同塑造稳定与安全的环境。我们希望与那些希望恢复自身昔日伟大的国家开展合作。
从长期看,在最迟几十年之后,完全可以想见,某些北约成员国可能会成为“非欧洲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因此,我们无法确定:届时这些国家如何看待自己的世界角色,以及它们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是否仍会像当年签署《北约条约》的人那样看待这些问题。
我们对欧洲的总体政策,应当优先考虑:
•在欧洲内部重建稳定局面,并与俄罗斯恢复战略稳定;•让欧洲能够自立,自主地作为一组立场一致的主权国家运作,包括对自身防务承担主要责任,同时不被任何敌对势力主宰;
•在欧洲各国培育对当前轨道的“内在抵抗力量”;
•向美国商品和服务进一步开放欧洲市场,确保美国工人和企业受到公平对待;
•通过贸易联系、武器销售、政治合作以及文化和教育交流,扶持中欧、东欧与南欧那些健康的国家;
•终结“北约作为永远扩张的联盟”的观感,并防止这一印象变为现实;
•鼓励欧洲采取行动,对抗“重商主义式的过剩产能”、技术盗窃、网络间谍活动及其他敌对经济做法。
D. 中东:转移负担,缔造和平(The Middle East: Shift Burdens, Build Peace)
至少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美国外交政策把中东置于所有地区之上。原因不言自明:中东曾经长期是世界最重要的能源供应地,是超级大国竞争的核心战场,并且充满了各种冲突,这些冲突有溢出到更广泛地区乃至我们本土的潜在危险。
如今,至少其中两个动态已经不复存在。能源供应已经高度多元化,而美国再度成为净能源出口国。大国竞争如今表现为“列强角逐”,在这一格局下,美国仍处在最令人称羡的位置,而这一点也通过特朗普总统对我们在海湾、其他阿拉伯伙伴以及以色列的同盟关系的成功复兴得到巩固。
冲突仍然是中东地区最麻烦的因素,但今天的现实远没有媒体头条描绘得那样糟糕。伊朗——本地区主要的破坏稳定力量——已经在2023年10月7日以来以色列采取的行动,以及特朗普总统在2025年6月发起的 Operation Midnight Hammer 行动中,被大大削弱,后者显著破坏了伊朗核计划。以巴冲突依然棘手,但在特朗普总统促成停火与人质获释之后,已经朝着更持久和平的方向取得进展。哈马斯的主要支持者要么被削弱,要么选择退场。叙利亚仍可能构成问题,但在美国、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和土耳其的支持下,它有望实现稳定,并重新成为本地区一个完整而正面的参与者。
随着本届政府撤销或放宽以往的限制性能源政策、美国能源生产规模不断攀升,美国进行中东聚焦的传统理由将逐步减弱。相应地,该地区将越来越多地成为国际投资的源头和目的地,而且涉及的产业远远超出石油与天然气——包括核能、人工智能和防务技术。我们还可以与中东伙伴合作,推动其他经济利益的发展,从确保供应链安全,到拓展在非洲等其他地区发展友好的开放市场。
中东伙伴正在展示其打击极端主义的决心,这是美国政策应当继续鼓励的趋势。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摒弃那种错误的尝试,即对这些国家——尤其是海湾君主制国家——说教,要求它们放弃自身传统和历史形成的政体。我们应当在改革自发涌现、且条件成熟的时候予以鼓励和赞赏,而不是试图从外部强行推进改革。与中东建立成功关系的关键,在于接受这一地区及其领导人和国家“原本的样子”,并在彼此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开展合作。
美国将永远在中东拥有核心利益:确保海湾能源供应不会落入赤裸敌对国家之手;确保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确保红海可以通航;确保该地区不会成为针对美国利益或美国本土的恐怖主义策源地与输出中心;以及确保以色列的安全。我们必须在意识形态和军事两条战线上应对这些威胁,而无需再陷入数十年无果的“国家重建”战争。我们还明显有兴趣将《亚伯拉罕协议》扩展到更多本地区国家,以及世界其他穆斯林国家。
但中东在美国外交政策的长期规划与日常执行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已经幸运地结束了——并不是因为中东不再重要,而是因为它不再像过去那样,始终是一个不断制造麻烦、并可能随时引爆灾难的“火药桶”。它正在逐步成为伙伴关系、友谊和投资的场域——这一趋势应当被欢迎并加以鼓励。事实上,特朗普总统在沙姆沙伊赫将阿拉伯世界团结起来、共同追求和平与正常化的能力,将让美国得以最终把优先事项牢牢锁定在美国自身利益上。
E. 非洲(Africa)
长期以来,美国对非洲的政策一直集中在提供、随后传播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美国现在应当转向与若干特定国家建立伙伴关系,以缓解冲突、促进互利贸易关系,并从“对外援助”模式转向“投资与增长”模式,从而真正释放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与潜在的经济能力。
可开展合作的领域包括:就正在进行的冲突(如刚果(金)—卢旺达、苏丹)推动和解协议、预防新的冲突(如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索马里),以及调整我们对援助与投资的方式(例如《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同时,我们必须对非洲部分地区重新抬头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活动保持警惕,但避免在当地陷入任何长期驻军或承诺。
美国应当从以援助为中心的对非关系,转向以贸易和投资为中心的关系,优先与那些有能力、可靠、并愿意向美国商品与服务开放其市场的国家建立伙伴关系。美国在非洲可以立即展开、并具有良好回报前景的投资领域,包括能源行业和关键矿产开发。
发展由美国支持的核能、液化石油气(LPG)以及液化天然气(LNG)技术,不仅能为美国企业带来利润,也能帮助我们在关键矿产及其他资源的竞争中占据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