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通过大美丽法案之后，马斯克宣布要成立一个新的政党——美国党。据熟悉马斯克的人私下表示，他对组建第三政党的想法是认真的，但还不清楚他怎么开始规划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马斯克面临一个直接的挑战，就是找到盟友，既要有能力，还要愿意冒险。因为任何人和他走到一起，都会遭到特朗普或民主党的报复。

于是，马斯克请教了一个有点意外但又没那么意外的人物。

柯蒂斯·雅文，笔名霉菌孟子（Mencius Moldbug），一个边缘或幕后人物。

据纽约时报报道，马斯克上周联系了雅文，就在2028年中期选举前启动新政党的任务进行了交流。

雅文是所谓“科技右派”中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因其对美国传统民主制度的公开厌恶而备受关注，他最为人所知的身份可能就是君主制的倡导者。

雅文有一个极具挑衅性的观点，他认为美国的民主已经走到了尽头，由一位CEO——实质就是一位独裁者——来管理国家会更好。

早在2011年，雅文就表示特朗普是“最符合美国君主特质”的两人之一。2022年，他甚至建议，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应任明马斯克来执掌行政部门。

雅文和马斯克的私交并不深，但他被认为是硅谷大佬们的“马基雅维利”。他的朋友包括彼得·蒂尔和马克·安德森等科技领袖，副总统 J.D. 万斯也曾引用过他的文章。蒂尔和当时担任安德森·霍洛维茨合伙人的巴拉吉·斯里尼瓦桑在读了雅文的博客后与他结为朋友。

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说，“有些人天生就能代表一个时代的精神——尼采称他们为‘时代之人’。柯蒂斯就是这样的人。”

介绍下雅文奇怪的笔名，霉菌孟子（Mencius Moldbug）。

Mencius (孟子/孟修斯):

致敬东方的儒家思想家： "Mencius" 指的是就是我国的孟子。雅文对前现代的、非民主的政治结构，特别是等级制和君主制，表现出浓厚兴趣。

他引用孟子，并不是赞同他“民为贵”的思想，而是借用这位儒家圣贤的形象，来象征一种与西方民主传统截然不同的、更强调秩序、德治和等级的古老政治智慧。这为他的“反动”（reactionary）立场提供了一种古典和非西方的思想参照。

Moldbug (莫尔德巴格):

这个词据雅文自己及外界分析，是来自一个造字游戏。它很可能演变自"gold bug"。

Gold Bug (金甲虫/金本位支持者): 在美国政治语境中，"gold bug" 最初指19世纪末坚决拥护金本位的政治派别，他们通常思想保守，反对通货膨胀和中央银行。这个词后来引申为持有非主流、有时被视为陈旧或顽固的保守经济/政治观点的人。

Moldbug (霉菌虫): 雅文将 "gold" 换成 "mold"（霉菌），这带有一种自嘲和挑衅的意味。"Mold" 象征着陈旧、腐朽、被遗忘在角落的东西。通过这个词，他似乎在暗示，他所挖掘和提倡的，正是那些被现代“进步”思想视为发霉、过时的前现代政治思想。

总之，"Mencius Moldbug" 这个笔名可以解读为：一个挖掘并信奉着被现代社会视为陈腐（Moldbug）的、源自东方古典智慧（Mencius）的政治哲学的人。 这个名字本身就概括了他思想的核心：从古老、非民主的传统中寻找解构和替代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方案。

刚好，不久前，纽约客发表了一个关于柯蒂斯·雅文的长篇特写，谈他是如何谋反美国的。一起认识下这个最能体现美国时代精神的霉菌孟子。

Curtis Yarvin’s Plot Against America

The reactionary blogger’s call for a monarch to rule the country once seemed like a joke. Now the right is ready to bend the knee.

柯蒂斯·雅文的“反美阴谋”

极右翼博客作者曾呼吁由君主统治美国，一度被视为笑谈，如今右派却开始准备俯首称臣。

by Ava Kofman

2008年春夏之交，当时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还登记为民主党人，一位匿名博主以“霉菌孟子”（Mencius Moldbug）之名，在网上连载了一篇标题为《写给开明进步主义者的公开信》的宣言。这封长达12万字的“公开信”带着一个前信徒愤世嫉俗的口吻写成，主张平等主义不仅无助于改善世界，反而是造成多数问题的根源。

霉菌孟子认为，他那些自诩为“正义之声”的读者之所以对此毫无察觉，是因为媒体与学术界共同（尽管可能是无意地）维护着一种自由派共识。对此，他赋予一个称谓：大教堂（the Cathedral）。

霉菌孟子主张彻底摧毁“大教堂”，对社会秩序进行一场全面“重启”。他提出要“清算民主、宪法与法治”，最终将政权转交给一位首席执行官式的领袖（他建议可以是史蒂夫·乔布斯或马克·安德森那样的人），把政府转型为“一个重度武装、超高利润的公司”。

这个新政权将出售公立学校、摧毁大学、取缔新闻媒体，并监禁所谓的“非文明人口”。它还将大规模解雇公务员（霉菌孟子后来称此政策为 RAGE，即“让所有政府雇员退休”Retire All Government Employees），并终止国际关系，包括安全承诺、对外援助和大规模移民。

霉菌孟子也承认，他的蓝图能否实现，取决于那位首席执行官的理智程度：“显然，如果他或她是希特勒或斯大林，我们就只是重建了纳粹或斯大林主义。”不过，他不屑于那些二十世纪独裁者的失败，认为他们太依赖群众支持。对他而言，任何建立在大众激情上的合法性，都注定会陷入不稳定。

虽然批评者称他为“技术法西斯”，但他更喜欢自称“君主主义者”或“詹姆斯党人”（Jacobite）——致敬17至18世纪坚持君权神授、反对议会制度的詹姆斯二世支持者。法国大革命是许多反动思想家的死敌，而霉菌孟子则认为，英美两场革命本身就走得太远了。

尽管霉菌孟子在《公开信》中对“群众”毫无好感，但他仍暗示他们尚可派上用场。“共产主义的终结，并不是靠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和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这些人完成的，”他写道，“真正需要的是‘哲人’与‘群众’的结合。”他认为，招募群众的最佳地点，就是互联网——这是一个极具远见的判断。

很快，霉菌孟子的博客《不合格的保留意见》（Unqualified Reservations）开始在自由意志主义技术人员、心怀不满的官僚和自封为“理性主义者”的圈子中流传开来。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新反动主义”（Neo-reaction）——又称“黑暗启蒙”（Dark Enlightenment）——这一网络思想运动的先锋。尽管极少有人真的成为君主主义者，但他们对奥巴马时代那种“自我鼓舞式进步主义”的厌恶，却在霉菌孟子的异端思想中找到了共鸣。

他最有影响力的概念之一，就是借用电影《黑客帝国》（The Matrix）中男主角基努·里维斯（Keanu Reeves）的“红色药丸”（red pill）隐喻，号召读者从意识形态的沉睡中醒来，面对令人不安的真相。

2013年，科技新闻网站 TechCrunch 发表了一篇题为《支持君主制的程序员》的文章，揭示了“霉菌孟子”的真实身份：旧金山一位40岁的程序员——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

在试图重新设计美国政府的同时，雅文还设想打造一个全新的电脑操作系统，作为未来的“数字共和国”。他创办了一家名为 Tlon 的公司，取名源自博尔赫斯小说《特隆，乌克巴，奥比斯·特提乌斯》（“Tlön, Uqbar, Orbis Tertius”），该故事描述了一个秘密社团创造的虚构世界最终侵蚀现实。

在为这家初创企业筹资的过程中，雅文俨然成了硅谷大佬们的“马基雅维利”，他们普遍认同雅文的看法——世界会更好，如果由他们来统治。Tlon 的投资者包括安德森·霍洛维茨（Andreessen Horowitz）和创始人基金（Founders Fund），后者由亿万富翁彼得·蒂尔（Peter Thiel）创立。

蒂尔和当时担任安德森·霍洛维茨合伙人的巴拉吉·斯里尼瓦桑（Balaji Srinivasan）在读了雅文的博客后与其结为朋友。尽管我看到的邮件显示，他们当时对公开与他产生联系颇为犹豫。2014年，蒂尔在邮件中写道：“我们现在被牵扯在一起，会有多危险？好在有一点值得安慰：这些人”——指的是社会正义战士（social-justice warriors）——“就算被阴谋扇了耳光也不会相信它存在（这大概正是左翼衰落的最好写照）。把我们联系起来，反倒让他们看起来很疯狂，而他们自己心里也清楚。”

十年过去，如今的“川派右翼”日益拥抱强人统治，雅文与硅谷及华盛顿精英的关系已不再是秘密。2021年，时任副总统、曾在蒂尔风投公司任职的J·D·万斯（J. D. Vance）在一档极右翼播客中引用雅文的话，主张未来的特朗普政府应“解雇所有中层官僚和行政国家中的公务员，用我们自己的人取而代之”，并在法院反对时“无视判决”。

作为安德森·霍洛维茨的负责人之一、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简称 DOGE）的非正式顾问，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也开始引用他这位“好朋友”的言论，强调要由“创始人型人物”来整顿我们“失控”的官僚体系。而政府人事管理办公室新任总法律顾问安德鲁·克洛斯特则表示，用忠诚者替代公务员将有助于特朗普打击“大教堂”。

“有些人天生就能代表一个时代的精神——尼采称他们为‘时代之人’。柯蒂斯就是这样的人。”一位自“霉菌孟子时代”起就开始阅读雅文文章的国务院官员告诉我。早在2011年，雅文就表示特朗普是“最符合美国君主特质”的两人之一（另一位是克里斯·克里斯蒂）。2022年，他甚至建议，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应任命埃隆·马斯克来执掌行政部门。

在与朋友迈克尔·安东（Michael Anton）的播客中，雅文主张应关闭哈佛等“公民社会机构”。安东目前是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雅文在节目中说：“你不可能一边做凯撒，一边还让别人操纵现实界，这简直是荒谬透顶。”

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雅文或许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网络怪人，一个数字化的德·梅斯特尔（Joseph de Maistre，19世纪反动思想家）。但现实中，他已成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非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为“第二任期特朗普政府”的思想源代码提供了“工程支持”。

“雅文推动了奥弗顿窗口的移动，”纽约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希尔·辛格（Nikhil Pal Singh）对我说。他认为，雅文让那些原本被视为“不可言说”的极端思想重新回到主流话语，为瓦解“行政国家”和“战后全球秩序”勾画出路线图。

如今，这些想法已在“DOGE”中成为现实，特朗普也开始自称“国王”，你可能会以为雅文正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相反，过去几个月里，他一直焦虑不安，担心机会被浪费。“如果你现在因为特朗普而亢奋，那就尽情享受吧，”他在大选后两天写道，“这是你能硬起来的最高点了。”

许多人视之为美国民主史上最危险的一击，雅文却不以为然，认为这只是软绵绵的“氛围政变”（vibes coup）。他坚信，若不彻底完成一次真正的独裁接管，势必引发强烈反弹。最近与我对话时，他引用了法国“恐怖统治”支持者、哲学家路易·德·圣茹斯特（Louis de Saint-Just）的一句话：“一个人如果只完成一半的革命，那就是在给自己挖墓。”

今年年初，雅文（Yarvin）来到华盛顿特区“庆祝政权更替”，我和他共进了一次午餐。他穿着一贯的装束：牛仔裤、切尔西靴、皱巴巴的衬衫外套着一件机车皮夹克。他吃了几口加了香脆洋葱圈的芝士汉堡后，便把盘子推开。他解释说，去年自己在与右翼评论员理查德·哈纳尼亚（Richard Hanania）就君主制与民主制孰优孰劣展开争论之后，决定开始服用类似 Ozempic（译注：一种减重用药）的药物。

“我在几乎所有方面都击败了他，”雅文一边用叉子拨弄盘中的番茄一边说，“但他有一个巨大的优势——他不胖，而我胖。”

从结果看，注射似乎起了效果。我吃饭时，他的手机不断跳出信息，有些是朋友称赞他“脱胎换骨”的。他刚刚登上《纽约时报杂志》的采访报道，配图是一张情绪浓重的黑白肖像。直到最近，雅文那一头披肩乱发和总是不合身的衣着还让他看上去对外貌毫不在意。

如今，皮夹克在身、发型凌乱得刚刚好，他冷冷地凝视镜头。他的朋友、白人民族主义网站作家史蒂夫·塞勒（Steve Sailer）说，他看起来像“第五位拉蒙乐队成员”（the fifth Ramone，译注：Ramones 是美国朋克乐队，以乱发皮衣形象闻名）。

现实中和文字中一样，雅文总是表现得自信张扬，几乎让人插不上话。他的朋友、右翼科学博客作者拉齐布·汗（Razib Khan）说：“当‘拉比’在讲话时，你就得让‘拉比’讲完。”雅文的朋友和家人也承认，他在沟通方面还有成长空间。他说话总是单调断断续续，很少正面回答问题，还常常突然跑题。他话还没说完，思绪就被别的东西吸引，像一个不断提示“更快路线”的 GPS。

至于那次《纽约时报》的采访，雅文倒是松了一口气。“我主要的目标是：怎么不破坏我和别人之间的关系？”他说。多年来，雅文的主要身份是“蒂尔宇宙”（Thiel-verse）的御用思想家——这是围绕科技富豪彼得·蒂尔形成的一个由非主流企业家、知识分子和跟班组成的网络。他提到，一位商人朋友曾向记者抱怨蒂尔没给他公司投够钱。“那就像是一次出局机会，而他真的就出局了，”雅文故作夸张地叹了口气。

他的第二个目标，是“触达《纽约时报》的读者群”。这听起来颇令人意外——毕竟他曾主张政府应关闭这家报纸。“我倾向于与那些有相似文化背景的人沟通，”雅文解释说。

他喜欢讲述父系祖父母的故事：一对来自布鲁克林的犹太共产主义者，1930年代在一次左翼集会上相识相爱。（至于母系祖父母——来自塔里敦、夏天在楠塔基特岛有别墅的新教上层 WASP——他则几乎只字未提。）“美国共产主义当年的氛围是：‘我们比他们智商高30分，我们注定会赢。’”他说，“就好像所有天才儿童组成一个政党，要去统治世界。”

雅文的父母是在布朗大学相识的，他的父亲赫伯特（Herbert）当时正在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赫伯特未能获得终身教职（“太傲慢了，”雅文评价道），于是试图写“伟大的美国小说”，之后又加入外交体系，成为一名外交官。在那几年里，雅文一家曾生活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塞浦路斯。赫伯特对政府工作始终持怀疑态度，而雅文显然继承了这份不屑——他多次主张关闭美国驻外使馆。如今，国务院也正在考虑在部分欧洲和非洲国家实施这一策略。

关于童年，雅文谈得很少，但朋友与家人告诉我，他的父亲可能相当严厉、专横、难以取悦。“他用铁腕掌控这个家，”一位熟悉内情的人说，“整个家庭都在他控制之下。”（雅文对此激烈反驳。他说，真正控制欲强的人往往内心缺乏安全感，“而这绝不是我父亲的样子”。他认为用“固执”、“强势”和“令人敬畏”来形容父亲更为贴切——“就像一个好管理者。”）

小时候，雅文有时由母亲在家授课，跳了三级（他哥哥诺曼跳了四级）。后来，全家搬到马里兰州哥伦比亚市，年仅12岁的雅文以高二身份进入当地高中。“当你比同学小很多时，你要么成了他们可爱的吉祥物，要么就是个古怪、威胁性的外星人。”雅文说，并补充他显然属于后者。

他曾入选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学天才研究项目，并参加该校为资优学生开设的暑期课程“天才青年中心”。他还曾是巴尔的摩地区知识竞赛节目《学术挑战赛》的冠军。

目前住在雅文家中客房的软件工程师安德鲁·科恩告诉我，他认为雅文的童年似乎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不够好”情结。“我觉得他一直认为，别人看他滑稽、渺小，而他能逃脱这种感受的唯一方式，就是不停地表演。”

雅文进入布朗大学，18岁毕业后，又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他的几位旧同学告诉我，上课时他常戴着一顶自行车头盔，看起来总是急于在教授面前炫耀知识。“你是说‘头盔哥’吧？”当我提到雅文时，一位同学这样回应。有些人私下打趣说，他那顶头盔是为了防止新观点进入他的大脑。

雅文在 Usenet 上找到了更合拍的社群。Usenet 是早期的网络论坛，类似如今的 Reddit 或留言区。在那里，即使在像 talk.bizarre 这样以“炫技斗嘴”为常态的小组中，他对掌控讨论的渴望也依然引人注目。他除了发布笑话、建议、打油诗和“火焰贴”（flames，猛烈抨击其他用户的言论）外，还维持着一份“黑名单”（kill file），列出他认为无趣、已屏蔽的用户。

“他特别在意自己是否被当作那个最聪明的人。”他的初恋女友梅雷迪思·坦纳告诉我。她最初正是因为读到雅文一篇极具文采的“火焰贴”而被吸引，二人交往了数年。“别因为某人会创意满满地骂人就和他们谈恋爱，”她警告道，“因为那种技巧，迟早会用在你身上。”

雅文二十多岁时的朋友回忆，他是个典型的逆反型人物，喜欢挑衅。“他不是个可爱的小伙子，有时候也挺刻薄，但他那时还不是霉菌孟子。”一位朋友说。在政治和文化立场上，那时的雅文是个自由派——正如坦纳所形容的，“一个老嬉皮士”。

他留着马尾，戴着银色耳环，参加电子音乐派对时嗑 LSD，写诗作赋。坦纳回忆，有一次她对大学招生中的平权行动提出质疑，还是雅文说服了她平权的必要性。

博士读了一年半后，雅文决定离开学术界，转战科技行业。他曾参与设计早期的移动网页浏览器原型，供后来被称为 Phone.com 的公司使用。2001年，他在 Craigslist 上认识了剧作家詹妮弗·科尔默，两人很快开始约会，之后结婚并育有两个孩子。

Phone.com 上市后，他获得了一笔约一百万美元的收益。他用其中一部分买下旧金山海特-阿什伯里街区附近的一套公寓，剩下的钱则用来自学计算机科学与政治理论。

“我曾习惯于因为聪明而被人夸奖。”他说自己放弃“天才儿童荣誉路线”的原因时表示，“脱离那种‘摸头式’的赞许体系，是一次陌生又可怕的选择。”

在“思想荒原”中，他深入研读一些冷门的历史和经济学著作，这些书籍因 Google Books 的普及而变得更容易获取。他读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与阿尔伯特·杰伊·诺克（Albert Jay Nock），同时追踪当时大量新兴的政治博客。

雅文认为，自己“吃下红色药丸”的时刻是在2004年总统大选期间。那时，许多朋友因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谎言而向左转，而他则因另一类谎言而被推向右边：由乔治·W·布什阵营支持的老兵团体推销的一则阴谋论，指控民主党候选人约翰·克里在越战中的服役经历造假。

雅文相信这些指控，认为既然真相如此明确，克里必定会被迫退选。但事情没有如他预期发生，这让他开始怀疑自己曾天真相信的种种“事实”。那些“事实”变得不再可靠。他开始思考：我所听说的约瑟夫·麦卡锡、美国内战、全球变暖，又有几分可信？那民主制度本身呢？

在别人的博客评论区里多年的激烈论辩之后，他决定开设自己的博客。而他第一篇文章的开头就是：“有一天我在车库里鼓捣东西，突然决定要建构一套全新的意识形态。”

德国学者汉斯-赫尔曼·霍普（Hans-Hermann Hoppe）常被认为是通往极右翼思想的“门户人物”。他是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的一位退休经济学教授，主张全民选举取代了“自然精英”的统治；倡导将国家分裂成小而同质的社群；并声称应将共产党人、同性恋者及其他反对严格社会秩序的人“强制清除”（physically removed）。一些白人至上主义者甚至将霍普的脸与直升机配成恶搞图，用以暗指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将政敌从飞机上推下处决的方式。

尽管霍普支持的是极小政府（minimal state），他却认为君主制比民主制更能保障自由。

雅文曾差点变成一名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他二十多岁时是湾区程序员，同时热衷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具备所有“易感因素”。直到他读到霍普的著作《民主：失败之神》（Democracy: The God That Failed，2001年出版），才彻底改观。他很快采纳了霍普式的“仁慈强人”形象——一个高效治理、避免无谓战争、关心臣民福祉的领袖。

“虽然不是照搬，但他的影响直接到几乎有点过分了。”乔治·华盛顿大学研究威权主义的学者朱利安·沃勒（Julian Waller）说。（霍普本人在邮件中回忆，曾在彼得·蒂尔家举办的一场私密聚会上见过雅文。他承认对雅文有影响，但补充说：“对我而言，他的写作风格太华丽、太啰嗦了。”）

霍普认为，与民选官员不同，君主因将国家与人民视作自己的财产，拥有更强的长期治理动机。熟悉独裁历史的人可能会觉得这种说法过于天真——但雅文不这么认为。

“没人会洗劫自己的家。”某个下午，在威尼斯海滩的一家露天咖啡馆，我向他提问：什么能阻止他设想中的“CEO 君主”为了私利掠夺国家，甚至奴役人民？他这样回答，“对路易十四来说，当他说‘朕即国家’（L’état, c’est moi）时，掠夺国家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那本就是他自己的。”

雅文延续霍普的思路，提出国家最终应分裂为一个个“拼布式”（patchwork）城邦，比如新加坡或迪拜那样，各由一位主权君主掌控。那些关于合法性、问责机制和继承权的古老政治难题，则可交由一个秘密董事会解决，该会有权任命或罢免每个“主权公司”（SovCorp）的 CEO——即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至于董事会本身如何产生，目前仍不明确。但雅文曾提议由“航空驾驶员”担任——他称他们是“聪明、务实、谨慎的人，且社会已习惯于把生命交托于他们。你还能要求什么？”）

为了防止 CEO 发动军事政变，这个董事会将持有加密密钥，一键即可关闭所有政府武器——从核导弹到手枪。

大众政治参与将彻底终结，唯一的“投票方式”就是“用脚投票”：如果你对某个 SovCorp 的服务条款不满，可以像从 X（前 Twitter）跳槽到 Bluesky 一样搬去另一个国家。

雅文显然并不担心像他这样充满异见的人，在这种制度下会遭打压。他坚持认为，他设想的国家仍然保留言论自由。“你可以想、可以说、可以写任何你想说的东西，”他曾承诺，“因为国家根本不在乎。”

每当谈到专制政权时，雅文对政府的天生犬儒态度就会消失。他称赞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Nayib Bukele）是强有力的领导人，还鼓励特朗普让普京结束自由秩序，“不仅是在俄语区——而是直到英吉利海峡。”

在品尝炸鱿鱼圈的间隙，他还赞扬中国和卢旺达（尽管他从未造访过这两个国家），称它们拥有“强大的政府”，既保障公共安全，又维持个人自由。他说，在中国，“你可以想什么，说什么，基本上都可以。”鉴于某些新闻记录，他似乎察觉到我面露怀疑。“如果你试图组织反政府活动，那你会遇到麻烦。”他承认。但他随即又换上“喷枪式修饰”：

“不过，不是斯大林那种麻烦。你大概就是被‘封杀’了。”

雅文说，对某些人而言，比如冰毒成瘾者或四岁小孩，过度自由是致命的。然后，他指了指周围街区里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突然开始哭泣。“把这种状况当成成功的象征，或者说这就是‘所有制度中最糟糕的，除了其他所有制度’——”他边擦眼泪边说。

那是对我早前提到的丘吉尔关于民主制度的名言的回应，“这简直是自欺欺人。”（几周后我在伦敦见到他，他在向一位上议院议员发表类似讲话时又一次情绪崩溃，不过这次的感染力明显打了折扣。）

在雅文构想中，君主当然会果断地保护自己的“子民”。在威尼斯海滩那家咖啡馆，他称赞“德兰西街基金会”（Delancey Street Foundation）——一家非营利戒毒组织，其严格的康复项目被他形容为“法西斯式父母管教”。不过，他的一些设想更加极端。

他曾在博客中开玩笑说，可以把旧金山底层人口转化为生物柴油，为城市公交供能。接着，他又提出另一个点子：将他们单独关押，接入虚拟现实系统。无论具体方案为何，他写道，关键在于找到一种“比种族灭绝更人道的替代方式”——即实现与大规模屠杀相同的“社会净化”效果，却不背负道德污名。

雅文提出的“美式强人统治”常被视为怪诞的挑衅。可他自己却认为，这是对当下世界唯一可行的回应——一个多数人根本不适合民主制度的世界。他对我说，“今天的某些非洲国家，聪明人其实已经够多，可以治理国家，但要举行全民选举，让每位选民都足够聪明？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正因这类言论，雅文有时会被归类为“白人民族主义者”，一个他极力回避但并不完全否认的标签。在2007年的一篇博客文章《我为什么不是白人民族主义者》中，他解释说，尽管“我并不完全对这种东西过敏”，但“白人性”和“民族主义”这两个概念在政治上都没什么建设性。吃午饭时，他向我坦言自己对那些历史上的偏执者抱有一丝“惋惜的同情”，因为他们的直觉部分正确，却缺乏科学支持。

新反动主义者普遍信奉所谓“人类生物多样性”（human biodiversity）理论——这是一组边缘化观点，主张不同种族或族群之间在智力等方面存在差异。雅文通过在线研究逐步认同这一观点，并借此为贫困、犯罪、教育落差等人口统计差异“提供解释”。他在去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这个家里，我们相信科学——种族科学（race science）。”

几个小时里，雅文像个急于成交的拍卖师一样，反复推销他的强人统治设想。我耐心聆听，尽管时常对他的“事实扭曲”和奇怪跳跃感到困惑。有一度，他突然问道：“如果我们从零构建一个制度，那针对非裔美国人的正确政策应该是什么？”乍听之下完全不相关——毕竟我当时正追问他如何定义“第二任期特朗普政府的成功标准”。

但他接着自问自答，认为解决城市毒品问题和贫困的“显而易见”的方法，就是“让教会黑人来管理贫民窟黑人”。尽管雅文是无神论者，但他本人并不主张建立神权统治，而是支持为不同族群设定不同法律体系。他曾引用奥斯曼帝国的“米利特制”（millet system）作为范例——在该制度下，各宗教团体拥有一定自治权。

为了约束“贫民窟黑人”，他说，应该强制他们过上“传统生活方式”，就像正统派犹太人或阿米什人那样。“20世纪的方法是：如果我们把学校办好，他们都会变成统一派教徒。”他说，“但如果你看过《火线》（The Wire）并在巴尔的摩生活过——我两者都经历过——那显然根本行不通。”

直到他长篇演说的最后十分钟，我才意识到他其实一直在回应我最初的问题。他总结道：“除非我们能彻底重构 DNA，改变人类本质，否则有很多人根本不适合现代生活，只能过传统生活。这种革命，远比特朗普—万斯政权做的任何事都要激进。”

雅文以“不知分寸”而著称。他喜欢分享私人通信，我对此深有体会——他曾未经同意地向我发送截图，内容包括他与妻子、朋友、《纽约时报杂志》事实核查员以及新政府中某位被提名者的短信和邮件。他似乎担心这些“机智与智慧”的记录会被历史遗忘。

尽管对自己与彼得·蒂尔的关系相对低调，他还是提到了两人去年私下录制的一段对话视频，还炫耀亿万富翁送他的40岁生日礼物——弗朗西斯·尼尔森（Francis Neilson）写的《欧洲的悲剧》（The Tragedy of Europe），这是一本二战期间出版的时评书籍，虽非首版，但他仍喜出望外。

蒂尔一直拥有“预言者”般的眼光：他联合创办了 PayPal，是 Facebook 的首位外部投资人，还创建了数据挖掘公司 Palantir——该公司最近刚获得一份新合同，协助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执行遣返任务。早在支持特朗普仍被硅谷视为“异端”时，蒂尔就已明确站队。2022年，他向 J.D. 万斯的参议员竞选捐赠了1500万美元，创下国会历史上单一候选人所获最大捐款纪录。

蒂尔长期是自由意志主义者，但似乎在2009年前后，受雅文影响发生转向。当年，他在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发表了一篇广为引用的文章，写道：“我不再相信自由与民主能够兼容。”雅文随即在博客中转发，标题是《民主恐惧症小范围走红》（Democraphobia Goes (Slightly) Viral）。

两人首次见面是在蒂尔旧金山的家中。从我查阅的私信来看，他们很快建立起一段深入通信关系。雅文的邮件冗长、带说教口吻，引用了不少“搭讪艺术家”博客的理念；蒂尔的回复则简洁、直接。两人似乎都认定美国早已“沦为共产国家”，记者则像“史塔西”那样监控言论，而科技 CEO 们是这场狩猎的目标。

2014年秋，蒂尔与其员工、霉菌孟子的长期粉丝布莱克·马斯特斯（Blake Masters）合作出版畅销书《从0到1》，论述初创企业的哲学。在书籍巡回宣传前，蒂尔曾向雅文征求意见：如何应对媒体关于“如何吸引更多女性进入科技行业”的提问。这个前提在他们看来本身就是谬误——因为他们认为女性天生在计算机科学方面的资质不如男性。

雅文在邮件中写道：“除非你愿意沦为 Google、Y Combinator 等等的笑柄，否则根本不可能‘看起来像美国’。”他建议蒂尔使用搭讪术语中的策略“同意并放大”（agree and amplify）：向提问的记者反问她自己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她很可能根本没有答案。“目的不是为了让采访者上床，而是让她感到害怕，从而避开这个问题——其他记者也一样。”他写道。

有一次晚餐时，蒂尔还请教雅文：“怎么才能搞垮 Gawker？”（后来事实证明，蒂尔早已秘密资助摔角手霍克·霍根对 Gawker 提起毁谤诉讼，这场官司最终在2016年将该网站送上破产之路。）

根据 BuzzFeed 获得的邮件记录，雅文曾向《布莱特巴特新闻》（Breitbart）编辑米洛·扬诺普洛斯吹嘘，自己是在蒂尔家中观看了特朗普第一次当选的直播，并且“正在为他出谋划策”。“彼得确实需要有人指点政治，”米洛回信说。雅文回复：“没有你想的那么多！……他早就开悟了，只是表现得很谨慎。”

我最近拜访雅文位于伯克利的工匠风格住宅时，注意到客厅挂着蒂尔送他的画像：一张仿角色扮演游戏卡牌风格的肖像，上面写着“哲学家”字样。我正用印有雅文戴王冠漫画头像的马克杯喝茶时，他告诉我，高调炫耀自己与蒂尔（或万斯）的关系其实“有点社死”。

“一个普通的俄亥俄选民会读……‘霉菌孟子’的文章吗？当然不会。”万斯在2021年“国家保守主义大会”上一家酒吧里曾说，“但他们认同我们对美国公共政策未来走向的基本判断？当然认同。”雅文评价副总统道：“他真是个很酷的人。”今年早些时候，这位副总统刚刚在 X上关注了他。（白宫未就此发表评论。）

尽管雅文试图保持低调，他还是提到蒂尔“带点怪咖气质”，并形容风险投资人安德森是那种“除了他那奇怪、甚至可能非人类构造的头型外，看起来比彼得正常多了的人”。在安德森投资了雅文的初创公司 Tlon 之后，两人开始熟识，早在安德森去年公开表态支持特朗普前，他们就经常发短信、一起吃早午餐。

众所周知，安德森曾建议身边人阅读雅文的博客。“科技圈的人对美德、传统、审美这些保守主义议题并不感兴趣，”一位国务院官员告诉我，“他们更像是右派进步主义者，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霉菌孟子以这种方式跟他们对话。”（安德森与蒂尔均拒绝置评。）

谈到与权势人物的关系，雅文向我转述了他在切斯特菲尔德勋爵（Lord Chesterfield）写给私生子的《致儿子的信》中读到的一条“给宫廷侍从的绝妙忠告”：“永远别烦他们，但也别让他们忘了你还存在。”

雅文在作为初创公司创始人方面的成功远不如他在“宫廷侍从”角色上的游刃有余。他在2013年与一位二十多岁的前“蒂尔奖学金获得者”共同创办了 Tlon。他处理计算机科学的方式与处理美国政府如出一辙——带着他自己称之为“乌托邦式的自大狂”。

他的宏大目标是构建一个名为 Urbit 的点对点计算机网络，让用户能完全掌控自己的数据，不再受道德警察、政府间谍或大型科技公司的控制。在 Urbit 网络中，每位用户通过一个类似数字护照的 NFT 进行识别。尽管 Urbit 推崇“去中心化”，其系统设计却基于一种等级森严的“虚拟地产”模式，用户可拥有“行星”、“恒星”或“银河”。

在最初构思 Urbit 时，雅文将自己称作这个系统的“王子”，但他始终难以吸引“臣民”加入这片想象中的王国。和他的政治理论一样，他自创的编程语言大胆、晦涩、常被误认为恶作剧。他一如既往地反其道而行之，甚至颠倒了 0 和 1 的意义。历经数十年开发、投入约三千万美元，Urbit 运作起来更像是雅文少年时代的 Usenet 论坛，而非真正的封建帝国。（行业刊物《CoinDesk》称它是“速度更慢的 AOL 即时通讯”。）

“它根本无法按预期运作。”一位 Urbit 前员工对我说，并称雅文是“世界上第一个计算机科学的怪人”。2019年，雅文离开了公司。

不再受投资人束缚后，雅文开始全身投入自称的“叛逆知识分子”生活。他以本名开设了 Substack 通讯《虚无王子的灰镜》（Gray Mirror of the Nihilist Prince），如今已是平台上第三受欢迎的“历史类”出版物。他也成为右翼播客圈的常客，几乎来者不拒地参加各种聚会。

旅途中，他常举办所谓的“办公时间”——一种松散随意的见面会，与读者自由交流。到场的多是思考深刻、对自由派道德负罪感和群体思维感到厌倦的年轻男性。吸引这些“转化者”的，与其说是雅文论证的严密性，不如说是他散发出的“越界能量”——他让听众觉得自己正在接触被进步文化刻意压制的“禁忌知识”：种族等级、历史阴谋、民主制度的伪善。

雅文建议他的追随者不要陷入文化战争，比如围绕多元、公平、包容（D.E.I.）或堕胎的争论。他认为更明智的做法，是等待民主制度自己崩溃。与此同时，异议者应该专注于建设一个“反建制亚文化”——也就是反“大教堂”的“反大教堂”。

左翼作家萨姆·克里斯（Sam Kriss）曾与雅文辩论，他评价说：“这套理论特别能讨好那些相信‘仅凭一堆网络怪念头和在曼哈顿的颓废派对’，就能改变世界的人。”

这些人被称为“异议右翼”（dissident right），这是一个由艺术家与野心家组成的松散阵营，活跃在旧金山湾区、迈阿密和纽约下东区的 Dimes Square 微社区。他们因对选举政治、新冠封控、“觉醒文化”等感到失望而聚集在一起。恶习信号成为他们反文化魅力的核心：与其公开标注代词、使用“无家者”“Latinx”“涉罪人士”等被认可的说法，他们反而复活了“gay”“retarded”等贬义词。

播客节目《红色恐慌》（Red Scare）的主持人达莎·内克拉索娃（Dasha Nekrasova）与安娜·哈奇扬（Anna Khachiyan）是这场文化运动最知名的代表人物之一。2021年，蒂尔资助了一场在纽约举办的“反觉醒”电影节，雅文也在其爆满的活动中朗诵了诗作。Urbit 现已托管一本仿《纽约书评》风格的文学杂志。

保守派评论员索拉布·阿赫马里（Sohrab Ahmari）去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你是一位聪明的犹太裔美国都市人，对尼采主义与优生学议题感兴趣，你不会去加入那些举着火把喊‘犹太人不会取代我们’的游行队伍。你会加入‘异议右翼’。”

雅文如今已是这个圈子的“元老级边缘人”，他把这个圈子比作20世纪70年代的旧金山男同性恋亚文化，或“迷失的一代”文学现代主义者群体——这些人因边缘身份而彼此紧密团结。他说，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销量不高，但朋友们如埃兹拉·庞德和T.S.艾略特“知道他做的事有价值”。“异议右翼”的创作者亦是如此，他们的努力在雅文看来被“偏执的大教堂”彻底忽略了。

今年四月，雅文还向现任国务院公共外交代理副部长达伦·比蒂提议，让“异议右翼艺术辣妹”接管威尼斯双年展的美国馆。

最近，雅文试图将自己积累的文化资本转换为“现实权力”。去年，他重返 Urbit，担任“战时 CEO”。之后，公司多位高管相继辞职。今年2月，他又从安德森·霍洛维茨处获得新一轮融资。根据一篇未发布的 Substack 草稿，他最新的构想是把 Urbit 打造成一个精英私密俱乐部，成员将成为“新公共领域的明星——一个新 Usenet，一个新数字化雅典，注定将永存”。

特朗普就职典礼前一晚，我开车送雅文前往华盛顿水门饭店举办的一场黑领结“加冕舞会”（。该活动由新反动主义出版商 Passage Press 策划，近期该社出版了雅文的新书《灰镜第一卷：扰乱》（Gray Mirror, Fascicle I: Disturbance），这是他计划中的四卷政治重构蓝图的第一本。

该书附注大多是维基百科条目的二维码链接，包括：“去纳粹化”“朕即国家”“当代主义（历史分析）”等。在我小心驾驶穿越结冰街道时，雅文解释，在伊丽莎白时代，最杰出的艺术与科学头脑都聚集在宫廷。我问他是否认为特朗普的“宫廷”也有类似之处，他大笑起来：“哦不，”他说，“我的天。”

与多数记者一样，我被拒绝入场，只能在大堂酒吧点了杯酒。站在我旁边的是一位穿着牛仔帽和酒红色天鹅绒西装的男子——雅文的忠实粉丝，名叫亚历克斯·马克萨。他在旧金山经营一家公司，提供派对大巴服务，空闲时做一些雅文表情包。他说，他之所以喜欢雅文的作品，是因为“它让我感觉我掌握了一些华盛顿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无法有效反驳的东西”。

他原本想参加舞会，但门票已经售罄，价格飙升到两万美元。不久之后，我遇到了雅文的两位朋友，他们鼓励我和同行记者假装有票，一起混进去。马克萨已经通过类似方式进入。“哈哈，我就问了一下‘寄放大衣在哪’，然后就直接溜进去了。”他发短信说。

Passage Press 宣传这场舞会为“MAGA 之夜遇见科技右翼”。这一说法并不夸张。在一个粉紫灯光弥漫的宴会厅里，国务院的安东、因仇穆斯林言论闻名的特朗普亲信劳拉·卢默、以及“比萨门”阴谋论的传播者杰克·波索比克，与风投人士、加密货币加速主义者、Substack 明星作家们混迹一堂。

当晚早些时候，宾客享用香煎扇贝和菲力牛排时，舞会主讲人史蒂夫·班农登台发言，呼吁“大规模驱逐出境”，宣称要“毁灭行政国家”，并将马克·扎克伯格关进监狱。

八年前，首代“另类右翼”意见领袖迈克·瑟诺维奇（Mike Cernovich）曾联办一场“可悲者舞会”（DeploraBall），讽刺希拉里·克林顿曾称特朗普支持者为“一篮子可悲人群”。那场活动一度混乱不堪，记者和抗议者蜂拥而至。他的合伙人之一，网名“烤阿拉斯加”的蒂姆·吉奥内特，因在 Twitter 发布反犹内容被踢出组织。

如今，“烤阿拉斯加”成了晚宴甜点的名字——似乎是对吉奥内特的“致敬”。他当时正因参与2021年1月日国会骚乱而处于缓刑期。（第二天，特朗普赦免了他。）

瑟诺维奇推着婴儿车在会场中漫步，像个自豪的父亲感叹这场运动走到今天。“我成了现场年纪最大的人之一！”他次日下午发推称，“这才是真正的右翼。能量爆棚，智商爆表。”

2008年，雅文在他的《公开信》中呼吁成立一个“反动先锋党”，秘密组织政治反抗。而这场“加冕舞会”已清晰地表明，不再需要地下组织了——他那群沉迷网络的反建制精英，如今，正是新体制本身。

雅文穿着他前一晚在蒂尔家举办的派对上穿的同一套晚礼服——包括一条亮红色的束腰带。正如《Politico》报道的那样，那场派对上，万斯笑着对他说了一句：“你这个反动法西斯！”这套礼服他去年结婚时也穿过。

雅文的第一任妻子于2021年因遗传性心脏病去世，终年五十岁。这晚舞会，他由现任妻子克里斯汀·米利泰洛陪同出席。克里斯汀曾是伯尼·桑德斯的支持者，同时也是一名小说创作者。她自称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吃下了红色药丸”（即被“唤醒”），当时她因在线葡萄酒零售公司的客服工作被裁而陷入困境。

她第一次接触雅文，是在 YouTube 上看他辩论美国独立革命的合法性。随后她读完了他写的全部文章。2022年，她给雅文发了一封充满钦佩的邮件，寻求关于如何进入纽约异议右翼文学圈的建议。几周后，他们一起喝了酒，见了面。

最近，雅文开始自比为一位“黑暗精灵”，他的角色是“引诱高等精灵”（即蓝州精英），在他们那“高贵金色的大脑中”种下“黑暗的怀疑种子”。（在这个受托尔金启发的隐喻体系中，红州保守派被视为“霍比特人”，应当臣服于由“黑暗精灵”构成的新统治阶层。）

不过他并非一直如此“诗意”地表达观点。2011年，挪威极右翼恐怖分子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在一处夏令营杀害69人（其中多为青少年）后的第二天，雅文写道：“如果你想把挪威变成某种新东西，你需要让现在的统治阶层——至少是他们的孩子——加入你、追随你。”他赞扬布雷维克选对了目标（“是共产党人，不是穆斯林”），但谴责其手段：“强奸是β，诱惑才是α。别屠杀夏令营，要招募夏令营。”

雅文自己的“招募工作”似乎进展顺利。在舞会的开放酒吧区，我遇到了斯蒂维·米勒，他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大二学生，从七年级起就开始读雅文的作品。（雅文告诉我，他遇到过不少“祖母绿世代”（Zoomers）天才少年在十来岁就读他的文章，因为他的“高智商文风”会吸引“高智商磁铁”。）

两年前，米勒在马里兰乡村参加“Vibecamp”——一个极客和程序员的聚会。雅文早早离开后，请米勒帮他在华盛顿策划一个属于自己的聚会，后来被称为“Vibekampf”。此后，米勒成为雅文的第一个私人实习生。

“我的父母是我深爱的纽约犹太自由派，他们完全无法理解这一切。”他说。

半小时后，我被请出了舞会，当晚还有多名记者被逐出场外。安保误以为我那位大堂结识的朋友马克萨也是记者，也将他驱离——不过他在被请出前还是成功挤到人群前拍了张与“黑暗精灵”的合照。

即便是对特朗普最悲观的批评者，也对总统在第二任期内推行专制的速度感到震惊。他迅速将权力集中在行政机构手中——而且常常集中到全球最富有者的手中。

埃隆·马斯克虽非官员，却率领一群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横扫联邦政府，解雇数万名公务员，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并夺取财政部支付系统的控制权。

与此同时，政府对公民社会发动了全面攻势：撤销哈佛大学及其他被视为“意识形态灌输堡垒”的大学的联邦拨款，惩罚曾为特朗普对手辩护的律师事务所。

在移民执法方面，政府扩大了遣返规模：三名在美国出生的儿童被驱逐至洪都拉斯，一批亚洲和拉丁美洲移民被遣送至非洲，还有两百多名委内瑞拉移民被关押在萨尔瓦多的一所最高安全级别监狱中，或将在那里终老。

美国公民如今面对的是一个声称拥有“失踪”他们权力的政府——无需法律程序。正如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时所说：“下一个就是本土出产的。”

没有强有力的权力制衡机制，一个人的怪诞想法——比如一场毫无逻辑的贸易战——将不再被过滤。它们直接变成了政策，造福他的家人与盟友。

自今年一月以来，互联网上已出现一个“家庭作坊式”产业，专门追踪政府这些混乱行为与雅文言论之间的联系。

虽然雅文远没有某些 Bluesky 用户幻想的那样——是个能直通白宫的“拉斯普京式人物”——但公众会产生这种印象也并非毫无根据。

上月，一位匿名 DOGE（政府高效部门）顾问对《华盛顿邮报》表示：“所有政策岗位的人都读过雅文，这已是公开的秘密。”总统副幕僚长斯蒂芬·米勒最近还转发了雅文的推文。

万斯公开呼吁美国“撤出欧洲”，这正是雅文长期以来的诉求。

去年春天，雅文提出应将所有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加沙地带，并将其开发为“奢华度假胜地”。他在 Substack 写道：“有人刚刚说‘海景房’吗？新加沙——当然由贾里德·库什纳开发——是地中海的洛杉矶，一个全新的特许城市，建在人类最古老的海域上，绝美的地产，配上完美如苹果公司般的治理体系。”

而就在今年2月，特朗普在与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的联合记者会上，突然提出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构想，称他设想中的加沙将成为“中东的里维埃拉”。

每当我问起雅文是否意识到他的写作与现实事件之间的共鸣时，他总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态度。他似乎把自己视作“纯理性的通道”——对他而言，唯一的谜团是为什么别人花了这么久才赶上他的思路。

“你可以编造谎言，但真相只能被发现。”他对我说。

我们当时在伦敦，雅文正在参加由心理学家乔丹·彼得森共同发起的“负责任公民联盟”（Alliance for Responsible Citizenship）保守派会议。（他私下评价彼得森是个“讲究打扮的人”，并称其“散发出一种古怪的自恋能量”。）

此行还有两位千禧一代电影人同行——爱德华多·吉拉尔特·布鲁恩（Eduardo Giralt Brun）和阿隆索·埃斯金卡·迪亚斯（Alonso Esquinca Díaz），他们正拍摄一部关于雅文的纪录片。影片风格仿照《灰色花园》（Grey Gardens）那种“摄像机恰巧在场”的自然主义人物肖像片。但进展并不顺利：雅文总是重复相同的独白，导致素材高度雷同。导演们也担心，他的一些种族主义言论会让观众感到反感。

某天下午，迪亚斯拍到雅文在伦敦与莫里斯·格拉斯曼勋爵（Lord Maurice Glasman）一起画像。格拉斯曼是英国工党的“后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因支持脱欧并与史蒂夫·班农等人保持对话而被称为“工党的 MAGA 勋爵”。他们交谈期间，雅文拿出手机，向格拉斯曼展示他如何“黑进”聊天机器人 Claude，并让其称呼自己为 N 字开头的种族歧视词汇。

某些思想家或许会羡慕雅文获得的关注，但他本人却将这种影响力贬为“虚假货币”——因为它尚未兑换成他真正渴望的“革命成果”。他对 DOGE冷嘲热讽，称其“充满自由意志主义的 DNA”；对特朗普的关税计划也不屑一顾，认为“不够重商主义”。

在 Substack 的一篇新文章中，他批评政府派出便衣移民执法人员（ICE）逮捕大学生和教授，只因他们的政治言论——他并非基于道德理由反对，而是因为“这类暴力视觉效果容易激起反弹”。

雅文的神谕式言论与对现实政治的彻底蔑视，引发了一条病毒式转帖：他的头像下配上一句话——“你反对政权的行动在实践中很有效。但它在理论上有效吗？”

保守派活动家克里斯托弗·鲁弗（Christopher Rufo）曾将他比作“一名沉闷的青少年，总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我则觉得，他更像是一个“反动的金发姑娘”（reactionary Goldilocks）——除了他脑海中那个“精准到毫米”的理想专制政权，他对任何现实都无法满意。

这种对控制的渴望，也在他的人际关系中有所体现。不久前，我在伯克利拜访了他的前未婚妻莉迪亚·劳伦森。两人于2021年9月开始交往，起因是一篇雅文在 Substack 上发布的“征友广告”，称自己“刚刚失去了鳏夫的贞操”，想要结识“处于生育年龄”的伴侣。

劳伦森是一位自由撰稿人兼编辑，她当天就回了邮件：“我过去是自由派，但我的智商真的很高，我想要孩子，而且我特别好奇想跟你聊聊。”雅文还与其他回应广告的女性进行过 Zoom 约会，其中包括现已入狱的加密货币企业家萨姆·班克曼-弗里德的前女友卡罗琳·埃里森。但最终，雅文与劳伦森陷入了一段“燃尽式”的恋情。

“我们的关系理念就是：‘我们要一起当天才，还要生天才宝宝。’”她告诉我，“我虽然有点调侃，但这真的就是当时的状态。”

像雅文一样，劳伦森也是个早熟儿童，大学早早毕业。她也经营过一个有固定粉丝的博客，笔名是克拉丽丝·索恩（Clarisse Thorn），内容涉及性积极主义、BDSM 与搭讪艺术（pickup artistry）。两人争吵频繁，时常围绕政治议题。尽管劳伦森已不再认同左翼立场，但她也未完全接受新反动主义。

当我问她是否曾改变过雅文的任何观点，她说：“我至少说服他在我面前不再说 N 字开头的词。”（雅文后来告诉本刊，他使用该词并非出于“南方种植园主的心态”。）

据劳伦森说，两人争吵的根源在于雅文“专制的依附模式”。他们每次争执时，雅文都会坚持要求她提出理性理由来“结束冲突”。她觉得，雅文的攻击方式就像他在公共辩论中那样——“他会编造看起来有理的解释，但其实是假的；他攻击指出他问题的人格，这就像对灵魂发起 DDoS 攻击。”她在一封邮件中写道，引用了网络攻击中“多点压制系统”的术语。

劳伦森的朋友詹姆斯·达马也与雅文决裂。他回忆说：“他会开个粗俗玩笑，拿莉迪亚的身材或外貌打趣，没人笑出来，他就会对莉迪亚发火，说她‘太高傲’。”（雅文的初恋女友坦纳也描述过类似的讽刺与控制模式。）

2022年夏天，两人分手，当时劳伦森正怀孕。雅文告诉我，也许他对亲密关系的渴望让劳伦森觉得“压迫、窒息”，他也承认自己有一个坏习惯，“总喜欢拿带刺的玩笑刺人”。不过他否认在关系中故意残忍。（他补充说，分手后自己的“本能反应”是：“我会逮到机会就把她贬低一下”——而且，他强调，“我非常擅长这个。”）

2022年12月，孩子出生几周后，雅文起诉争取部分监护权，最终胜诉。这场家庭法院诉讼至今仍充满敌意。调解员去年曾表示：“父母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存在严重分歧。”

如今，两人共同抚养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劳伦森也开始频繁思考雅文的童年。“他有种‘班级小丑’的特质，非常渴望关注。”她说。在她看来，雅文选择这种激进意识形态，或许是一种“重复强迫症”——一种心理防御机制，用来重新解释他童年所经历的被排斥。作为“美国最知名的活君主主义者”，他可以告诉自己：别人排斥的是他那古怪的思想，而不是他这个人。

她怀疑他一开始玩“君主主义”只是种思想实验，是 Usenet 上的某种段子，结果却像博尔赫斯小说中那个虚构世界一样，逐渐变得真实起来。

“是不是因为你找到了一个世界，在那里人们崇拜你，任由你随意调侃，于是你干脆就住进了那个世界？”她问道。

过去十年间，自由主义在政治光谱的左右两翼都遭遇冲击。来自左派的批评者认为，自由主义那种渐进、克制的风格根本无法应对气候变化、贫富不均、民族主义右翼崛起等一系列紧急问题；而保守派则将自由主义描绘为一头“文化利维坦”，肆意践踏传统价值。

在《自由主义为何失败》（Why Liberalism Failed，2018）一书中，圣母大学政治学家帕特里克·迪宁（Patrick Deneen）认为，美国当代对个人自由的强调，是以家庭、信仰和社群为代价的，使我们变成“越来越孤立、自主、非关系性、充满权利却失去力量、焦虑、无助且孤独的人”。

其他“后自由主义”理论家，如阿德里安·弗梅尔（Adrian Vermeule），则主张国家应在天主教“共善”（common good）的名义下限制部分个人权利。

雅文所呼吁的，其实是一种更直接、更具本能满足感的东西：彻底焚毁旧世界，从零开始重建。

自20世纪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兴起以来，政治领导人日益将治理视为企业管理，把公民当作顾客，将公共服务私有化。这一转变带来了更严重的不平等、更脆弱的社会保障网络，也催生了这样一种广泛观感：民主本身就是这些问题的根源。这种氛围，恰恰为雅文推崇的“高效威权主义”制造了土壤。

“在新自由主义统治下，如果人们觉得无论是全球变暖，还是军事机器都无法改变，那雅文的方案就会显得特别诱人。”历史学者苏珊·施耐德（Suzanne Schneider）对我说，“你可以躺平、摆烂，让别人来掌控一切。”

雅文对“人类福祉”几乎只字不提，对“人类”这个概念本身也兴趣寥寥。在他的作品中，人们不是被驱赶的羊群、需要纠正的蠢货，就是被左翼傀儡师操纵的木偶。

尽管雅文擅长吸引注意力，但他的理论经不起推敲。他的逻辑充斥着伪三段论，推理经常是为了验证自己偏执直觉而强行“回溯修补”。他涉猎广泛，但只是把所学当作素材，为一出反动童话服务：从前，人人安于本分、社会和谐；然后启蒙运动来了，带着“平等主义的高尚谎言”，把世界拖入混乱。

雅文常批评学术界把历史拍成“漫威电影”——非黑即白，非英雄即恶棍。但他自己又能提供什么补充视角呢？他曾把拿破仑称作“初创企业家”；支持“莎士比亚作品其实是牛津第十七代伯爵所作”的修正主义理论；还声称美利坚内战——他称之为“脱离战争”（War of Secession）——让黑人美国人的生活变得更糟。

他曾得意地宣称：“史料的妙处在于，有时候只要一个就能证明你的观点。”——这句话恐怕会让所有历史学家倒吸一口冷气。

对雅文最彻底的批评，有时反倒来自右翼阵营。保守派活动家克里斯托弗·鲁弗（Christopher Rufo）写道，雅文是个“诡辩家”，他的辩论风格包含“幼稚的辱骂、妄想发作、狂用斜体、无意义的跑题、炫耀式书单，以及卡通片式的引用。”他还补充道：“当你试图弄清楚他究竟在想什么时，会惊讶地发现——其实他并没想什么。”

对雅文观点最宽容的回应，来自理性主义圈的博客作者，他们以“连最离奇的观点也愿意证伪”为傲。但即便是这些耐心十足的人，也已渐生倦意。著名计算机科学家斯科特·阿伦森（Scott Aaronson）说，他与雅文的交谈中从未被视为“平等对话者”，而只是一个“被洗脑的人”。

“他好像总觉得，只要再给我一篇关于‘快乐奴隶唱歌’的文章，再来一段关于罗斯福总统的独白，我就会‘顿悟’。”阿伦森说。

也许，“智识严肃性”从来就不是雅文的重点。他的争议性论战，已然成为右翼阵营中一部分人寻找“书呆子怨恨”与“富豪意志”理论依据的工具。

“这个人没有一套连贯的理论体系，”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墨菲（Chris Murphy）告诉我，“他只不过是把一些共和党人渴望听到的想法说出了口。”

很容易想象，一个将“权力崇拜”与“人性蔑视”结合的世界观最终会走向何处——一些人称之为法西斯主义。就像他的意识形态死敌——布尔什维克一样，雅文似乎坚信，实现乌托邦唯一的障碍，就是“不够狠”。

他声称向他的体制过渡将是和平的、甚至是愉悦的，但暴力的想象在他作品中频频浮现。就在今年三月的一篇 Substack 文章中，他写道：

“除非君主真的准备对贵族或大众实施种族灭绝，否则他必须争取他们的忠诚。你总不能像扑杀禽流感火鸡那样把这些人全泡沫处理掉，对吧？”

雅文对这个人物特写也有自己的看法。他提出了一些“建议”，有些颇具想象力——比如与前女友来一场公开辩论，或邀请我跟随他前往多哈，与奥萨马·本·拉登的儿子奥马尔·本·拉登见面。

但也有些建议过于干预。有一次，他连续发来九条短信，反对我使用“极端”（extreme）这个词，解释说这是个“带敌意的贬义词”，建议我删掉。（讽刺的是，在我们之前的录音采访中，他多次自夸比现政府任何人都“更极端”。）

水门饭店“加冕舞会”几天后，他还写信给《纽约客》，抱怨我未经出版商许可进入现场。他希望此事别演变成“水门事件2”，还自称“毫无疑问是这个圈子里最友善的媒体对象！”（不过，考虑到他的出版商、舞会主办人乔纳森·基普曼、曾建议共和党应“吊死这些记者”（“lamppost the journos”），这或许确实是一个不高的门槛。）

今年冬天某个清晨，我醒来发现雅文给我发了28条短信，表达他对我报道方式的担忧。

“问题在于你的采访过程太松散，我能感受到它正在生成低质量内容——因为它不够对抗。”他写道。“如果过程不具对抗性，我就不知道自己在对抗什么。”

他一度怀疑我是否“太笨，无法理解他的观点”，或是否已经陷入乔治·奥威尔称之为“思想阻断”（crimestop）的自我审查。

他还建议我观看《他人的生活》（The Lives of Others）——一部关于东德剧作家与秘密警察之间关系的奥斯卡获奖影片。他写道，片中的史塔西探员“能写出剧作家的思想内容，甚至不需要真正思考。他不是反对异议观点，而是让这些观点根本无法进入他大脑。”

在电影结尾，那位秘密警察“觉醒”了，开始同情剧作家的立场。雅文显然把自己比作那位剧作家。

而我，在他眼中，逐渐变成了“NPC”（游戏中“非玩家角色”）。他提出对我进行“沃伊特-康普夫测试”（Voight-Kampff Test，科幻片《银翼杀手》中的反应测试），以分辨我是否是人类。

他设想的测试，是我们就“白板理论”（blank slate theory）与“种族主义”（他解释说，指的是“人类生物多样性”）展开一场辩论并全程录音。

我告诉他，我的采访流程不包括接受按需测试后，他随即发来一张截图，是 W.H. 奥登（W. H. Auden）写于1968年8月的诗《奥古斯特1968》，讲述苏联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的事件：

食人魔所能为，

是人所不能为之事；

但有一奖赏他永不能得：

食人魔永远掌握不了“语言”。

他继续说，虽然他之所以接受采访，是因为“没有坏的曝光，只有曝光”，但如果可以的话，他现在想要“封杀这篇文章”。

令我震惊的是，这些激烈私信，与他曾建议蒂尔和其他朋友在面对媒体时保持“冷静”的策略截然相反。

2013年 TechCrunch 揭露雅文身份之后，企业家巴拉吉·斯里尼瓦桑（Balaji Srinivasan）曾在邮件中提议，“可以让‘黑暗启蒙’的读者集中火力，把这敌意强烈的记者人肉出来”。

雅文劝阻了他。“海蒂斯特会怎么说？”雅文反问，指的是白人至上搭讪博客“城堡海蒂斯特”（Chateau Heartiste）。“真正的 Alpha 答案，几乎总是：什么都别说，什么都别做。”

“我们要去哪儿，Kristine？”布伦坐在副驾驶，转过镜头拍向我旁边后排的她。

她说自己其实也不太清楚。“说实话，他每次都临时告诉我，”她解释道，“就像当一条狗。你知道你要上车了，但你不知道是要去狗公园，还是去兽医那里，等到了才知道。”

“自发性，”雅文插话道。

“这是一个说法，”Kristine调侃道。

我们正前往拜访雷诺·卡缪（Renaud Camus），这位78岁的小说家兼政论作家在2011年发表了煽动性的宣言《大替代理论》（The Great Replacement），声称自由派精英正密谋用来自非洲和中东的移民替代白人欧洲人。

该标题词组已成为全球白人民族主义者的战斗口号：从2017年夏洛茨维尔的游行者高喊“你们不能取代我们”，到2019年新西兰基督城的大屠杀——凶手的宣言与卡缪的作品同名，造成51名穆斯林遇害。

当我们驶上山坡时，卡缪的城堡——普吕约城堡的高墙映入眼帘。

“有人知道他是不是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的亲戚吗？”雅文问道，“我想不是吧？但他是那种可爱的、年长的、同性恋的法国文人。”

布伦是委内瑞拉人，他开玩笑地说，如果卡缪门口挂着“不准外国人进入”的牌子，他该怎么办。

“那你是来取代我们的吗？”Kristine打趣道。没人回应。

雅文按响门边那只精致的金属铃，不久我们就被皮埃尔·若利贝尔（Pierre Jolibert）迎入门内——他是卡缪的伴侣。

在楼上，卡缪已备好香槟等候。修剪整齐的白胡子、棕色灯芯绒外套、领结和金色怀表链，他活脱像位19世纪的文人雅士。卡缪用带着英国口音的流利英语讲述，他当年是因为藏书太多，巴黎的小公寓放不下，只得“被迫”买下这座建于14世纪初的城堡。那已经是35年前的事了。如今，面对书房中堆积如山的书，他苦笑着说，在这里也快放不下了。

香槟开喝后，雅文连续向卡缪发问，不过几乎没给对方完整回答的时间。他问卡缪如何看待贝当（Philippe Pétain）、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拿破仑三世、拿破仑一世、恩斯特·荣格（Ernst Jünger）、恩斯特·冯·萨洛蒙（Ernst von Salomon）、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以及巴兹尔·邦廷（Basil Bunting）。这不像一场交流，更像是一位前智力竞赛冠军渴望被表扬的炫技展示。

我们下楼吃午餐——热气腾腾的鸭胸肉、洛林咸派和红酒。雅文继续他的盘问：卡缪怎么看待托马斯·卡莱尔？米歇尔·韦勒贝克？路易十四？如果夏尔·莫拉斯（Charles Maurras）今天还在，他会跟他说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会如何看待新冠病毒实验室泄漏理论？

每当雅文问出特别怪异的问题时，卡缪就发出高音调的咯咯笑声。但当雅文反复追问法国第一夫人布丽吉特·马克龙是否“其实是个男人”时，卡缪显然困惑了。“我们现在面对的是这个大陆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卡缪激动地说，指的是非白人移民涌入欧洲的现象，“你管布丽吉特是不是女的，重要吗？”

布伦让两人走到窗边，他好从屋外拍摄。雅文望着脚下那片整齐划分的田野，说“种族大替代”是“历史上最大的罪行之一”。“比大屠杀还大吗？我不知道……现在还没完全显现出来。”他从抵达那刻起就在喝酒，显得情绪激动。

“我有三个孩子，”他对卡缪说，“他们会不会被排队枪毙，推进万人坑？”他们讨论的是让·拉斯派（Jean Raspail）的末世小说《圣徒营地》（The Camp of the Saints），该书描绘了印度移民入侵欧洲、摧毁文明的情景。

他已泣不成声：“我希望我的孩子能活到22世纪。我不希望他们经历某种疯狂的后殖民大屠杀。”

甜点、咖啡和一杯瓜德罗普的朗姆酒之后，是傍晚散步时间。卡缪拄着木手杖，带着雅文走过普吕约小镇。春天提前到来，一株樱花树上已绽放细小花朵。

他们路过教堂时，雅文拿出手机，给卡缪看他和劳伦森（Laurenson）所育幼儿的照片。“这个孩子的母亲不是我妻子，”他说得意味深长。片刻后，他开始朗读C.P.卡瓦菲（C.P. Cavafy）的诗，再次泪流满面。

雅文和卡缪走在前头，布伦与迪亚兹（Díaz）则停下评估拍摄情况。布伦说，雅文让他想起电影《空前绝后满天飞》（Airplane!）里那个喋喋不休的乘客，话太多，把邻座乘客逼得自杀。“不知道卡缪先生此刻是什么感受。”我们低声说。

没过多久就知道了。第二天，卡缪把日记发到了网上：

“如果思想交流是商业交易——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那我今天‘出口’的思想量，不到我‘进口’量的百分之一。

来访者从抵达到离开，整整五小时，几乎没停过地快声大嗓说话。只有在谈到他亡妻，或更奇怪地说到某些政治局势时，他才中途抽泣。”

当我们再次回到城堡时，天已全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