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钢：为什么必须讨论突破性科技创新及其制度根源；为什么认清事实至关重要
在科技方面的革命性原创能力，在科学上引发革命性变化（例如许多获诺奖的工作造成的影响），在经济中引发“创造性破坏”，成为历次产业革命的驱动力。这些是所有最富裕国家的经济之所以发达的机制（例如过去的英国，今天的美国）。客观认识这种原创创新能力，是判断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发展潜力的基础。
近代历史上，几乎所有革命性科技创新都产生于最发达国家，而这些国家无一不是民主资本主义制度。大量系统性研究和客观统计都支持这个事实。而其背后的原因是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依赖好的制度。
中国自己的经验亦印证了这一点。中共建政并加入苏联阵营后，中国长期与发达国家脱钩，导致在科技与经济上全面落后。直到改革开放与冷战结束，中国人才获得接触先进科技与制度的机会：数百万留学生和科研人员走向发达国家，同时吸引跨国公司与资本大量进入中国。很多有成就的科学家在国外取得突破性成果，并将他们的重大成果、经验与方法带回中国，推动了近年来中国科技的快速发展，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另外，很多优秀的企业在模仿发达国家的科技和管理的基础上，在扩大生产能力方面取得了很大发展。此外，无数确凿证据表明，中国政府靠系统性胁迫和偷窃取得的技术，也在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及控制全球产业链方面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然而必须强调：尽管差距缩小，中国在所有关键领域的科技创新仍是追随者，而非原创的引领者。如果中国从根本上改变其基本制度，对内建立法治、尊重人权，对外遵从国际秩序，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即使短期内缺乏技术创新的原创能力，中国也可凭借与发达国家的互补性持续发展。
但过去十余年，中共重新强化党对大学、企业与社会的全面控制，对外推行“战狼外交”，使中国再度滑向冷战式对抗。这种极权主义的回潮，首先伤害的便是中国人自身：数亿贫困人口与农民工、中产阶级财富蒸发，企业家被打压，教授、律师、媒体人被噤声，异议人士遭受监禁甚至逼迫自杀。
同时，中共对国际秩序的挑战迫使发达国家逐步实施“脱钩”。一旦未来出现类似冷战时期的全面科技禁运，中国是否有原创的突破性创新能力，对判断经济的可持续性就变得至关重要。在极权与民主再次进入冷战对峙的当下，清楚认识极权制度在科技上的真实能力与潜力，在科技、经济、商业与地缘政治各领域都有战略意义。误用统计、误读数据或偏信宣传，不论是低估还是高估极权制度的创新能力，都会导致严重的战略误判。
陈军：今天在推特上读到了《制度基因》作者许成刚先生的一段论述，认为“近代历史上，几乎所有革命性科技创新都产生于最发达国家，而这些国家无一不是民主资本主义制度”，并以英国和美国为例，暗示中国因制度局限仅能“模仿”而非引领创新，通过“战狼外交”挑战“国际秩序”，导致“冷战式对抗”。许文进一步称：“尽管差距缩小，中国在所有关键领域的科技创新仍是追随者，而非原创的引领者。”
我认为这种叙事比较偏颇，对中国过去四十年变革带来的深刻变化的缺乏理解，且立场先行，以简单的制度论叙事逻辑否定中国科技的创新能力和所获得的成就，另外文中那些迎合西方那套民主理论的口吻的说辞存在着明显的问题，我这里提出来几点批评。
首先，推文的制度决定论以过去的英国和今天的美国为正面例证，那我们先来看英国，如果其历史上的创新源于“民主资本主义”，那么在今天同样制度未变的情况下英国乃至欧洲的情况如何呢？今日英国在人工智能（AI，专利仅占全球3%）、5G（基站建设远远落后中国）和电动车（EV，市场份额更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领域已显著落后。欧洲整体亦如此，其AI研发投入远低于中国（2023年AI专利占全球60%）。这说明民主资本主义和是否必然带来创新能力不存在必然关系。
美国虽仍在某些领域领先，但其优势正在缩小。前谷歌首席执行官施密特2024年11月25日表示：“我曾认为中国AI落后美国2-3年，但现在差距不到1年。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今年7月也指出：“中国AI发展是全球进步的催化剂，50%的AI研究者是中国人，其开源贡献推动全球技术进步。”
另外，中国5G基站占全球50%，比亚迪2024年超越特斯拉，成为全球最大EV制造商。他们最新发明的新电池技术，充电20分钟可以续航1000公里。这些成就显示中国在AI、5G、EV和量子计算（72量子比特超导计算机，1.2万公里量子通信网络）的原创领导力，中国的低空经济和太空技术，加上光伏，新能源，电力的装机容量等早已大幅领先美国。而作者以思考惯性继续英美为正面例证，忽视其国家内部制度中早被多年诟病的其它问题，官僚体制被资本控制，加上过度的法规，DEI的选拔制度和大部分私人企业过度追求短期利益导致西方国家整体上缺乏长远的规划和投资才能带来的持久的创新和竞争能力。
许先生推文另一个政治化的叙事也反映了对当今世界秩序缺乏必要的理解，认为是因为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挑战迫使发达国家逐步实施‘脱钩’”，通过“战狼外交”导致“冷战式对抗”。推文在这里的“国际秩序”定义十分模糊，究竟指WTO规则、联合国宪章，还是西方价值观？在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从早年的伊拉克战争、利比亚干预和乌克兰冲突引发全球危机，及目前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以巴冲突，或是川普政府上台以来采取的单边制裁断裂供应链政策，及对加拿大和格林兰的领土要求，这是作者希望中国或其它国家应该接受的国际秩序，否则就是敌对势力和冷战式的对抗？
事实上在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先看中国目前在联合国维和中占预算12%，并在2023年促成了伊朗-沙特和解，缓解了部分的中东紧张局势。中国目前被80%以上的国家看成是和平的倡导力量，中国还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投资占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40%，对东亚地区的经济和贸易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些努力作者可以有所保留，但不应该改变基本事实，用这种模糊指控去迎合西方的偏见，将“冷战”归咎于中国，把因果关系倒置。
这点摩根大通首席执行长戴蒙看得很清楚，他在今年的一次公开发言中明确年表示：“中国不是美国最大威胁，其勤奋创新值得尊重，而美国内部问题才需关注。”
许先生唯制度论的倾向还在于将中国制度视为创新桎梏，称其“强化党对大学、企业与社会的全面控制”，依赖“模仿”和“偷窃”。且不说作者对这里所说的前面控制是一种随意化的语法使用，还是基于他在这些领域有过专业性的研究和分析？事实上，中国目前采取的混合模式——政府规划与市场竞争结合——才使中国在科技领域中有了部分领先的突破。如果我们不将国家之间最顶尖的科技创新作为国家之间竞争力的唯一标准，而是看一下不同国家的公司之间在技术应用方面的能力和成本优势，就能改变我们理解事物的基本常识。
就拿苹果与小米的造车为例：苹果耗资100亿美元、历时10年，因供应链复杂和封闭管理，于2024年最终取消了“Project Titan”。苹果自乔布斯离开之后，除了追求公司利润最大化之外，还有哪些可以值得提及的科技创新？再看小米仅用了3年内就推出了电车SU7，2024年销量超13.5万台，价格才3万美元，性能媲美保时捷，其成功一方面在于中国企业家的强烈的进取心，另一方面依托了中国完整的供应链（CATL电池）和行业的生态整合。在中国的四十年的快速发展中，政府的支持和规划是个不容忽视的关键：2024年科技预算已达37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2025”实现86%目标，支撑EV和半导体自研。中国有许多的创新园区如深圳北方都会区（投资280亿美元）和香港Cyberport（新增6.6万平方米AI超算空间），政府为此提供了税收优惠。2023年，60%的STEM博士回国创业，中国每年200万STEM毕业生，远超美国60万。黄仁勋强调：“中国AI人才占全球50%，其开源模型推动全球进步。”
反观美国这几十年来哪里有过一个像样的发展规划和科技政策？最近川普政府破例用国家的资本入股英特尔，这难道不是一种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模仿？更不要说此前，因为英特尔的华裔执行长因为和中国的业务往来，还被川普政府的官员威胁要求其辞职，加上川普对美国一系列高科技公司采取的不把制造业撤回来，就面对关税重罚，这是什么让人信服的“民主资本主义”产业政策和作者认为的科技创新优势？
说起来推文的分析方法是其根本的缺陷所在，许先生的分析方法和论证过程是一种中国特色的黑格尔本质主义，即找出事物的本质，然后用将抽象出来的本质套用一切有关的事物上，认为只要说明了本质，就不需要讨论细节，过程和随之而来的差异性。这种方法论习惯于用极少的事实来支撑一个非常宽泛和抽象的符号系统。对他们来讲，他们不仅能两次踏入相同的一条河，他们一辈子都在同一条河里。
在他们看来，中国只要冠上专制制度，斯大林，毛泽东和习近平就是同一种统治者，接着过去时代的专制弊端，无需再做分析就可以直接套用过去的有关理论模版和术语就可以直接套用到中国今天的社会现实。这种认知除了在道德和政治正确方面产生能产生出某种优越感之外，反映的是作者和这一代人共同的问题，就是认知能力的某种退化和倦态，他们要么因远离了中国，成为离岸的反中国主义者，或因身在大陆，成为离岸的美国民主制度的卫道士，他们的共同的特点是，既不了解美国，也不怎么了解中国，他们了解的大部分是他们早先在书本里学来的一些观念，这些观念在他们单一的生活方式下，加上共产党继续当政对他们的的压制，使他们形成的观念高度固化在自己的意识中，使得他们的思考方式和使用的词汇变得非常偏狭。
他们都是本质论-制度论的信奉者，他们在论述历史上的专制制度有着丰富的知识和完整的叙事逻辑，但也因此使他们对当下发生的一切缺乏描述事实的能力，和甄别在不同时代之下的话语方式和定义不同所造成认知的严重偏差和扭曲。这种分析方法除了过时之外，根本上还是因为他们所有的前置观念得之于早年的共产党的教育，这点不能小看原生社会对塑造人物性格的深刻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环境的产物大致是不错的。另外也可以看出中国儒生治学方式——六经注我那种中国特色对他们的影响。这也证明他们这批学者本质上仍是一批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旧式文人，他们一方面有着承担天下的那种抱负，同时所受的现代的教育非常有限—非经验式的/实验性，学术自律也比较欠缺，他们太习惯于将自己在某个专业领域里获得的头衔就将自己的论述扩展到其它没有专业研究的领域，从而形成他们喜欢的那种宏大叙事的风格。中国知识分子的情节，使得他们很容易落入到一种持续到困境，他们自己难以实现的政治抱负和他们实际的境遇上的落差。他们在现实中只能一如既往的重复自己，最后成为被时代疏离出去，成为一些永远的抱怨者，这真是他们一代人的不幸。
说起来，许先生推文的根本问题在于其分析方法。许先生的论证体现出一种中国特色的本质主义，类似黑格尔的本体论，试图抽象出事物的“本质”，然后将这一本质套用于一切相关事物，认为只要指明本质，便无需探讨细节、过程及其差异性。这种方法论倾向于用极少的事实支撑宽泛而抽象的符号体系。
对他而言，人不仅能两次踏入同一河流，甚至能一生反复踏入同一河流。
在他们看来，只要给中国贴上专制制度的标签，斯大林、毛泽东和习近平便可视为同类统治者。于是，过去专制时代的弊端无需进一步分析，即可套用既有理论模板和术语到中国今日的社会现实。
这种认知固然能在道德和政治正确方面带来某种优越感，却也反映了作者这一代人共同的问题，即认知能力的退化与对陌生事物的迟钝。他们要么因长期远离中国，成为“离岸的反华主义者”；要么身处大陆，却固守西方民主话语，成为其卫道士。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既不了解美国，也不甚了解当代中国。他们了解的多是早年书本中学来的观念，结合共产党当政以来的生活经验，这些观念在其意识中高度固化，导致思考范围和常用词汇变得狭隘且意识形态化。
从这点来说，他们都是本质论与制度决定论的信奉者，在历史专制制度的叙事上拥有丰富知识和严密逻辑，却因此对当下新生事物反应迟钝，缺乏描述事实的能力。这种认知偏差与扭曲，根本源于其前置观念多来自早年的共产党教育。原生社会对一代人思维方式的深刻影响不容忽视，人是环境的产物大致不差。
此外，他们身上带有中国儒生的治学与生活方式——学问上体现“六经注我”的中国特色，仍怀有经世济民的抱负。他们所受现代思考的训练有限，同时对经验性与实验性比较轻视，另外学术自律也有所不足，习惯将某一领域的学术成就扩展至未经深入研究的其他领域，形成偏好宏大叙事的风格。
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理想情结和相对单一的生活方式，使他们作为一种精神上的流亡者，陷入了持续的认知困境——难以实现的政治抱负与和个人现实境遇的落差。这不仅是他们一代人的不幸，亦是中国社会的某种不幸。
我批评许成钢先生的推文发表后，看到不少留言，其中有专门强调中国没有“从零到一”的原创创新能力，并认为这类创新只有美国这样的民主制度才能产生。这个问题本身有不少可以讨论的点，我就做一下回应。
首先，如果说只有民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激发“从零到一”的创新，那么必须问：这种制度的内核究竟是什么？如果它真能普遍孕育原创突破，为何在欧洲却未见到同样的优势？进一步追问的话，如果这种制度在“从零到一”或许有效，但在“从一到一百”的扩展与应用上，相同的机制却失去了优势。这是否意味着存在一个悖论：这种能点燃创新最初火花的体制，却反而是阻碍规模化与持续推进的障碍？
反观中国，情况是否正好相反？按公认的说法，中国体制在“从一到一百”的放大与应用上表现突出，但在“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上明显不足。那么，这究竟是体制造成的，还是源于其他社会环境与文化因素？是否中国的体制内部存在某种有意识的政策选择——即刻意要遏制颠覆性的原创，体制同时鼓励大规模科技应用与扩展？如果真有这样政策的存在，它具体体现在哪里，又是如何运作的？
说起来不好意思，我这许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参加过的科技项目路演和博览会少说也有几十场，以我的经验判断来看，中国从0到1的创新可是不少，至少我说的比如大型无人农业自动化设备，尤其是可以用一台小设备和传统农业设备连上，旧的设备也能变成无人驾驶，这在美国今天是完全做不到的。
当然，我们需要界定一下什么叫突破性的科技创新，其中能够被定义的这种创新到底有几项，他们跟民主资本主义存在着什么必然关系？不说清楚这些概念，我们很容易产生错觉，以为从1到100是件很容易的事。
既然大家都在用“从零到一”说事，我就不得不提这个提法最初是从硅谷投资家彼得·蒂尔的著作而来。我不确定跟帖的朋友中有多少人读过这本书，包括许成钢先生本人是否研究过蒂尔的思想的核心内容为何。很多人引用“0到1”来为美国制度辩护，却不知道蒂尔恰恰是美国民主制度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他不仅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甚至他主张应当从根本上抛弃它。
更关键的是，《从零到一》这本书的主旨并非证明美国“民主资本主义”如何推动了科技创新，而恰恰相反，蒂尔在书中以及其公开言论中多次证明，正是民主制度本身成了今天美国科技进步的最大障碍。
他的理由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 短期主义：选举周期取代未来愿景
民主政治家往往为下一次选举而牺牲长远规划，导致公共政策缺乏战略眼光。蒂尔在书中直言：“在民主制度下，政治家们更关心的是下一次选举，而不是下一个世纪。”这直接削弱了对基础科研和颠覆性技术的支持，资源被过多投向短期项目。 - 官僚主义与监管过度：创新难以落地
蒂尔批评民主制度下的繁琐程序与过度监管，让新技术迟迟无法转化为现实。他曾在采访中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监管过度的世界，民主制度的复杂程序让创新变得异常困难。”无论是核能还是生物技术，都因制度惯性而停滞不前。 - 平庸化倾向：共识压制卓越
民主强调平等与共识，但在蒂尔看来，这种文化氛围往往排斥异端思想，压制了少数人的突破性构想。他在演讲中说过：“民主制度奖励那些迎合大众的人，而不是挑战现状的异类。”而真正的飞跃往往正是源自少数人的远见。 - 科技进步停滞：微创新取代伟大梦想
蒂尔甚至将20世纪末以来的科技停滞归咎于民主制度的低效。他在《从零到一》中写道：“我们期望飞车，却得到了140个字符。”这句话讽刺了Twitter（现为X）式的“微创新”，折射出他对民主社会满足于碎片化、娱乐化技术的失望。
如果用“零到一”这个概念来和我争辩的人，基本上都不了解这一提法的出处和作者的原意，仅凭一些碎片化的信息和纯粹的逻辑推论，继续来证明“民主资本主义是科技创新根源”这种既不能证真也难以证伪的结论，我认为是不可取的。如果有些人在这里的讨论这个话题只是为了发表感想，而不愿深入探究“从0到1”背后的内容与细节，也不愿花时间去学习和理解美国实际的现状，那么这样的讨论有什么意义？
撰写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