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可能的对话——1989年5月18日的李鹏 写在六四—36周年前夕

本文的初衷

2019年7月24日，李鹏去世。作为1989年“六四”事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人物之一，他当年的死亡立即引发了针对他的定性式批评。在流传最广的一些社交媒体言论中，有人提出要为这位“刽子手”竖立跪像，与邓小平并列，作为象征性地羞辱与清算的手段。他的死亡，不是一场人生的终结，而是一道历史怨恨的触发器，他的名字也成为一种耻辱的记号，尤其在追溯有关六四历史的特定时刻。

正因为如此，重新审视这位历史人物，尤其从一个当年的、作为中国自1949年以来共产党在任总理绝无仅有的一次与抗议学生直接对话的视角，或许可以给我们带来另外一个观察和思考历史的角度。尤其是在所有纪念六四的人一致主张“拒绝遗忘，寻找真相”的语境中。

说实话过去几年每到六四前夕，我都会与胡平先生及少数愿意保持反思立场的朋友讨论和重温这段历史。我们常常问自己：这场运动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其经验教训是否真正被我们吸收？遗憾的是，这样的反思常被视为“替中共开脱”的姿态。在某些民运阵营眼中，提出对六四应重新讨论，就是一种为共产党镇压开脱，就是背叛历史。每次我听到这类的评论，我都认为这些人在相当程度上误导了他们自己，也误导了公众舆论。

另外触动我写这篇文章的起点，与戴晴的《邓小平在一九八九》这本书关系密切。最初是朋友推荐，我认真读了她的旧版全文。在阅读过程中，我获得了许多此前未曾了解的信息。特别是“六四”之前的一些历史情境，比如一些在当时被视为党内保守派的人物——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像李先念这样的角色——对中国未来的改革都持有认可的态度。对“六四”以及邓小平在其中的作用，戴晴也表达了她自己的不少观点和评论，让我了解当时共产党内部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设想和规划。这本书促使我重新去翻查了大量与官方话语相关的材料，包括我阅读了《李鹏日记》、赵紫阳在软禁之后的各种对话等。特别是看了以前从未认真对待的李鹏在5月18日与学生的那场对话视频。说实话，我第一次认真看这个对话视频，感受是非常复杂的。因为那样一种对话方式、那样的语境、参加的各官员的层级，放到今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另一个动因是，这本书再版之后，令戴晴今年成了一些民运领袖口诛笔伐的对象。有的人指责她“带着任务来”，有的人直接用PPT把戴晴写的这本书，和卡玛当年拍的有关天安门的纪录片，包括生活在海外的一些对他们有所批评的人，都列为做统战工作的。他们仅仅因为戴晴曾是叶剑英的养女、有过在情报部门工作的背景。不论她当时的政治立场如何、后来付出了什么代价，都不加分辨，直接贴上标签。在异议者内部，但凡有人提出对戴晴那本《邓小平在1989》有可以讨论的部分，有些人的第一反应不是质疑书中资料的可信性，而是质疑写这本书的“动机”。换句话说，“谁写的”比“写了什么”更重要。这种论辩方式，与官方对异议者著作的处理方式别无二致，只是角色互换，机制未改。

这种认知的扭曲在于对语言的滥用。这种对语言的滥用存在于大陆几代知识分子的认知框架和叙事手法中，究其原因基本都出自于他们在大陆受的教育和生活经验：将一切最大限度地政治化、符号化和道德化，而一切有关的事实都在这个过程中被筛选、被重组，只不过和共产党宣传的那套文本反了一下面，都是一种另类的“真相”。这也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六四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对“六四”事件本身，包括对自己在历史中的角色，存在一种认知上的错位。所以我写这篇文章，除了用一种不同的叙事逻辑和语言之外，同时也对我们使用的政治“语言”本身做一次梳理。

毫无疑问，有关六四不论是官方话语还是民运话语，它们都呈现出一种共同的叙事病症——一种不容质疑的垄断性叙事。官方从“暴乱”—“动乱”—到“风波”，努力淡化六四对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伤害，而民运这边则是另一极——自我正确定义带出的道德优越感，以及一种对真相拥有唯一解释权的路径依赖。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叙事遮蔽了其它理解历史的可能性，也弱化了他们自己理解现实复杂性的能力。

现在很多参加过六四运动的人以为，他们当年参与事件的经历和记忆，就代表了“真相”，不少人的回忆录被认为“真实记录”，但我认为这其实是一种认知上的误区。实际上，一个人当时的想法、立场、所听所见、以及转述过的信息，只能代表他在那个时刻的主观状态，而不能等同于客观真相本身。经验告诉我们，人的记忆会出错、感知会偏差、观察会受限。这是我为什么写作本文时更倾向于依靠“文本本身”，而不是依赖他人的叙述或观点。讨论“真相”，我们首先要有方法。真相不是某人说了某句话、转述了某件事，加上“当年”之类的定语，真相就自动成立。“真相”是一种需要验证的东西，需要多元的视角、多方的陈述，在不同立场与角度的交叉印证下，我们才能靠近更完整的“真相”。这就是为什么人类需要法庭的缘故，这其实都是常识。

所以今天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挑战谁的情感立场，也不是为了为谁翻案。我无非想做一件很小却困难的事——重新掀开进入那场李鹏在1989年5月18日和学生历史性对话的现场。这不是“重审”，而是对一个真实事件的真相尽量的复现和“重置”，从而唤起对历史“理解的愿望”。

如果我们还保留对历史复杂性的尊重，就必须容许某些关键人物重新出现在历史的现场，而不是将某些人永远充当某种被固定的符号。当我们用“刽子手”或“英雄”框定人物，我们便丧失了复原真相的可能。

李鹏与学生对话的过程和内容

1989年5月18日上午11时至12时，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人民大会堂与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的学生代表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对话。这场对话发生在北京高度紧张、局势几近失控的前夜，尤其是前一天，北京当局已经通过决议准备戒严。就在此刻北京让直接总理出面的方式，短暂打开了一个与学生直接沟通的窗口。更罕见的是，这场对话后未经剪辑，以全国转播的形式呈现，成为历史上少有的“共同文本”，将政府与学生的言语交锋、姿态博弈毫无保留地暴露在数亿观众面前。

对话开始前，李鹏逐一与学生代表握手，语气克制，问候一名学生“是不是很累”，并在开场提出“希望大家心平气和”。他说：“很高兴同大家见面。今天见面只谈一个题目，如何使绝食人员解除目前的困境。党和政府对这件事很关心，也为此事深感不安，担心这些同学的健康。”这番话试图将对话限定于人道主义议题，回避学生的政治诉求。参会的吾尔开希同学立即回应：“您刚才说我们只谈一个问题，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不是您请我们来谈，而是我们广场这么多人请您出来谈，谈几个问题，应该由我们来说。”这一交锋凸显了对话的结构性不对等：李鹏试图控制议题，学生则力争话语主导权，试图将对话引向更广泛的政治诉求。

学生提出了两项核心要求：王丹同学说：“要使绝食同学离开现场，唯一的办法就是答应同学们提出的两个条件：一、肯定这次学生运动是民主爱国运动，而不是所说的动乱；二、尽快对话，并现场直播。”这直指政府对运动的定性与对话的公开性，反映了学生对制度性回应的渴望。吾尔开希补充：“我们提出要尽快平反，否定4·26社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尽量说服同学把绝食改成静坐。”这些诉求试图以道德感召和象征性行动（如平反“四·二六社论”）推动体制改变。然而，李鹏回应：“无论是政府，还是党中央，从来没有说过，广大同学是在搞动乱。我们一直肯定大家的爱国热情、爱国愿望是好的”，看似妥协，却回避了否定社论的核心要求，显示出体制的策略性让步而非实质协商。

学生不断试图将议题引向政治改革与政府合法性。熊焱质问：“为什么还特别需要政府及其他方面的承认呢？这代表了人民的一种愿望：想看看我们的政府到底是不是自己的政府。”这直击体制合法性根基，表达了学生自认的“民意代表”定位。而李鹏反覆将焦点拉回人道主义，“我建议由中国和北京市的红十字会，负责把参加绝食的同学安全地送到各个医院去…救人是第一位的”，试图以“关心健康”化解政治压力。当学生提出赵紫阳亲赴广场或公开道歉的要求，吾尔开希警告：“如果连这一点都不行…我们认为政府毫无解决问题的诚意，我们这些代表没有必要在这里再坐下去了”，李鹏仅以“如果今天一味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缠，我认为是不合适的”回应，暴露其无法进入学生语言系统的局限。对话中，学生的发言更具情感张力与逻辑主动性，而李鹏显得被动，偶尔流露疲惫，显示出体制官员在直播场景中的不适。这场对话成为两套认知世界的碰撞，注定无法达成共识。

对话的社会背景

要理解这场对话为何发生，必须回到1989年春天的历史脉络。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1989年间，中国经历了一场罕见的社会流动与制度转型。这一转型的核心并不在于建立一个新的制度体系，而在于打破旧的封闭秩序，使社会张力与结构不平衡迅速浮出水面。从思想解放运动到经济市场化试验，从知识界的复苏到新闻出版的放宽，从民营企业的萌芽到城市青年对自由职业的向往，一个“半开放”的社会正在形成，但其政治结构却仍然封闭、脆弱，充满防御性。

这场历史性的不对称发展，构成了1989年运动的深层背景。人们往往将这场运动理解为“反贪官”、“要民主”，但若从结构层面来看，它更像是一次社会结构失衡状态下的突发性断裂事件。政治体制的刚性与社会流动的柔性之间，没有足够的中介机制来调和压力。缺乏制度性的反馈路径，使得所有的社会能量只能涌向街头与广场，而不能进入有组织、有预期、有程序的表达渠道。这不是个人勇气或策略的失败，而是制度结构无法承接社会诉求的根本性脆弱。

5月18日的这场对话正是这一结构性矛盾的象征性展示。它不是两套系统间真实意义上的协商，而是两个完全脱节的认知体系的一次临时交汇。李鹏与学生们的对话，表面上是政府与公民的互动，但在本质上，是一个未能完成制度更新的国家试图用陈旧的语言去回应一个全新社会构造中诞生的主体。

学生所代表的不是“全民”，而是一个新兴的、尚未制度化的“公共人”群体。他们并不具有工人阶级那种制度内的角色认同，也不代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底层利益。他们是最早享受到知识开放、思想启蒙与国际接轨红利的一群人。他们的想像力超越了制度的框架，但他们的策略能力却未曾接受过训练。绝食、静坐、话语占领，这些行为方式是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唯一表达手段。他们无法提出明确的政策诉求，也无法组织可持续的制度谈判，只能依靠象征手段完成“代表人民”的姿态。

而在权力一方，李鹏与政府体系的认知逻辑则仍然牢牢固守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冷战式治理结构中。对于他们而言，学生的行为并非公共参与，而是威胁与混乱的前兆。他们无法理解“话语行动”的政治意义，只看到非秩序的潜在危险。因此，整个对话不是两个主体的沟通，而是两个世界的彼此误解。

这个误解之所以无法被打破，正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没有发展出哪怕最初级的政治“程序化机制”。所谓程序，不只是法律条文与制度设计，更是一种社会运行的逻辑：如何界定合法的诉求、如何分配表达的空间、如何管理冲突的升级。这些机制的缺席，使得学生与政府的互动只能沦为偶发性的“临时搭台”，既没有前置条件，也没有后续机制。

“广场”于是成了唯一的政治舞台，而广场所能提供的，却只是情绪的放大器。这种结构性的陷阱，使得任何不愿意被“广场”吞噬的理性声音都会显得懦弱、模糊、不合时宜。正如胡平曾建议的“见好就收”，在当时的广场心理中，是无法被接受的。因为当情绪成为唯一的动员手段，道德成为唯一的合法性来源时，任何妥协都被视为背叛。这是民主启蒙所引发的最大悖论：它激发了公共意识，却没有配备可供落实的程序工具，反而形成了对纯粹性的迷恋和对结果的绝对化期待。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1989年之前的十年改革，几乎完全回避了政治制度建设的问题。即便有“党政分开”、“干部年轻化”等口号，也从未落实到制度性安排上。政治体制既没有被有效改造，也没有与社会同步演进。它仍旧依赖高度集中、垂直控制、政治动员式的治理方式，却面对一个逐渐多元化、信息化、思想开放的社会。体制内部对于公共压力的判断仍是“稳定至上”，而不具备“容纳压力”的能力。这使得所有的改革尝试最终都无法打开制度瓶颈，反而在危机时刻迅速退回原点。

这正是这场对话注定失败的原因。不是因为李鹏个人如何，也不完全是因为学生不够成熟，而是双方都身处一个没有协商基础、没有制度支撑、没有现实路径的历史节点。对话只是一场姿态，一次权宜之计，而非结构性的转折。它无法避免广场结构的激进化，也无法提供撤退的出口。

从某种意义上说，5月18日的这场“对话”，是改革开放十年间制度滞后于社会演进的最具象征意义的节点。它将整个社会结构的紧张、制度的迟钝、表达机制的缺失、话语方式的分裂一次性集中展现出来。它不仅预示着运动的失败，也揭示了体制改革的深层盲点，一个政治结构若不能为社会提供表达渠道，最终社会只会选择象征性的燃烧。

李鹏在对话中的表现与体制的逻辑

1989年5月18日李鹏和学生的这场对话，是中国政治史上一次罕见的在高压下权力者与挑战者之间的直接交锋。这场对话不仅暴露了学生与政府之间巨大的价值与语言断层，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观察李鹏本人在体制结构中的角色定位，以及他在这一特定时刻的政治姿态与表达方式。

李鹏的语言风格，从一开始就显得克制、冷静，但并不试图建立平等对话的空间。他不断强调“政府的诚意”、“领导的关心”、“理解同学的爱国热情”，但这些表达始终保持在官方惯用语的语境之内。这种语境，虽然在1980年代并不陌生，却在对方情绪激烈、语言直接、要求明确的学生面前显得迟钝、无力，甚至失语。

这是一个训练有素的体制官员所展现出的标准“亲民”姿态，但在历史的放大镜下，它却显得几乎不合时宜。因为紧接着的发言中，他迅速切换回“国家机器”的语言系统，试图以“秩序”“安定”“法律”“责任”来为对话定调。亲和只是前奏，真正的主旋律仍是命令性的叙述。

李鹏似乎并没有把这次会面视作一场真正的沟通，而是视作一次“做工作”，一个向社会“澄清立场”的窗口。他的讲话不断强调政府“容忍已久”、对学生“关心备至”，并且多次提出“希望你们停止绝食”，“回到课堂”。他并没有提及任何学生提出的核心诉求：官员财产公开、媒体自由、反官倒、重新评价运动。他的回避，不是出于技巧，而是出于结构性的无法回应。

体制的逻辑在这里显露无遗。李鹏所代表的，不是一个拥有裁量权的独立个体，而是一个巨大系统中被赋予执行与表态任务的环节。他不具备在现场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的权力，甚至不能对学生的措辞做出情绪性的反馈。他的语调、用词、表情，全部围绕“稳定大局”“党中央决策”“党和人民政府”这样的共同体想像展开。他是制度的代言者，而非辩论的参与者。

然而，在这样一个结构性的局限中，李鹏仍旧做出了某些有限的回应——比如他讲到自己的三个孩子都没有参加“官倒”，他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热情，并明确表达了自己对某些问题上的保留意见。对于当时的学生要求而言，这种表态也许远远不够，但如果将它放置在1980年代晚期的政治语境中，却是一次罕见的“姿态性松动”。

问题在于，这种松动是被迫的，是结构外的突发事件的回应，而非制度性渠道中的沟通。李鹏个人的“回应能力”，被体制框架牢牢控制，他的“让步”不是因为体制可以协商，而是因为运动逼近了体制的承受边界。

回到人物本身，李鹏并非一个有强烈政治风格的人。他不是赵紫阳那样的改革者，也不是邓小平那样的强人。他更像是一个在规则之中行事、在命令体系中上升的技术官僚。他并不习惯对话，不习惯被质问，也不习惯在电视直播下应对激烈挑战。他所熟悉的是“汇报制度”、“内部会议”、“领导讲话”这样的工作语言。因此，在面对学生代表的频繁打断、情绪性表达和节奏上的主动推进时，他显得手足无措。他偶尔露出疲惫、烦躁的神情，更多时候则保持克制。他不是不愿回应，而是没有工具箱来回应。

整场对话的结构并不平衡。李鹏几乎每次讲话都被学生打断，而学生的发言则往往有更大的张力和掌控感。面对一位总理，几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反而显得更有语言主动权。这种“现场权力反转”，一方面是广场运动蓄积的道义动能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揭示出体制官员在面对非预设政治场景时的无能与不适。

这就是1989年5月18日的李鹏：一位制度内的执行者，被推到聚光灯下，在一个几乎无法控制的现场，扮演一位政府代表的角色。他既代表了权力的沉默与迟钝，也反映了那一代政治人物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公民性觉醒时的错愕与被动。他的每一句话、每一次停顿、每一个微表情，都被直播定格成历史的一部分。

而我们今天再去观看这段录像，听到他一再重复“我们是负责任的政府”，“同学们的要求要通过正常渠道”，听到他对“恢复秩序”的坚持，就能明白：这不仅是一个人物的语言失效，更是一整个体制对未知的惧怕和惯性。

关于李鹏为何临时决定出席5月18日的会谈，我们可以推测出几种可能的考虑：第一种可能，是通过这场会谈，展示他代表政府在解决问题方面的努力。如果通过对话，能够成功劝说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那将是他个人一种极大的政治成就——这是他们所能设想的最好结果。第二种可能，是政府接受了学生的一些核心诉求，比如“不秋后算账”、甚至承认学生未来可以组织自己的政治团体。如果能达成这样的妥协，让学生撤出广场也可以视为一次有意义的妥协成功。第三种情形是谈判破裂，这是最差的结果。也许是他们最能预计的一种结果。但即便如此，对李鹏来说，政府算也尽了力。尤其考虑到政治局当时已通过戒严的决议，在对话后仍将整个过程一帧不减地对全国直播，显示出官方对处理危机有过沙盘推演，并为后来的戒严提前制造了舆论，结果当然是最糟糕的情况出现。

尽管如此，把这场对话放在一个被普遍视为极权体制的国家语境中，今天回看，依然具有非常罕见的历史意义。

青春一代的幻觉与结构性的错位

在理解一场以学生为主导性力量的社会运动中，有一个核心要素无法回避，那就是他们的“青春”本身。它不仅是参与者的生理年龄特征，也是一种思维样态、一种行动逻辑、一种自我认识的起点。在5月18日的那场对话中，我们看到的学生代表，几乎都处于二十出头的年纪；他们的语言、态度、判断与诉求，都深刻嵌套在这种“青春结构”中。

从学生方面来看，根据多人的回忆记录，这次会面其实是临时通知的，包括吾尔开希在内的多位学生都是在最后一刻才被叫去参加。因此，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做出充分的准备、规划或推演。这也意味着，他们没有机会去讨论和计划怎样在这场会谈中争取有利于他们的成果。同时，这一阶段的学生运动本身就分为多个组织和派别，会谈自然也无法具有完全的代表性，这也导致后来出现了像郑旭光预言的“一个人不撤，大家都不会撤”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相信，如果这些学生以今天的眼光、今天的经验，重新有机会参加这样一次对话，就会清楚的意识到当中存在很多可以努力争取的空间。比如，他们展现出与政府对话的意愿，尝试建立某种信任，至少在整个对话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理性和克制。但当时有些学生刚经历绝食，对情绪和判断都造成了重大影响。这场绝食虽然一度将运动推向高潮，却也埋下了激烈对抗的伏笔。这次对话，本可能成为改变历史、改变“六四”结局的机会，结果却令人唏嘘。

“青春”在这里并不只是热血的代名词，它是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历过的人生阶段。尤其作为大学生的青春期，他们的身份是一种准社会人的状态：尚未真正进入社会，没有从事过一份职业，也未承担过完整的成年责任，通常靠着父母的资助，在课堂与书本中想像着理想人生和希望中的理想社会。

这意味着一种真实的认知困境——除了经验的不足，也包括对外部世界机制理解的初步建构阶段。在一个信息不透明、制度闭塞的社会里，这种年龄结构带来的认知盲区不仅没有被弥补，反而因为运动的高强度聚光与道德感召而被进一步强化。

所谓“青春的幻觉”，指的是这一代学生对政治、体制、历史与自身能力的认知之间，存在代际性的错位。他们以为可以通过道义唤起回应，以为真诚可以瓦解压制，以为绝食可以逼迫对方让步，以为媒体镜头可以替代制度通道。诚然，这些信念有其美感，也具有强大的感染力，但在现实结构中，这些信念往往无法构成有效的策略，更难在制度层面获得可持续的成果。

这种幻觉的形成并非个体责任，而是时代语境的产物，是教育结构、社会环境、舆论氛围共同作用的结果。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知识青年，很容易受到中国文化传统中“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道德感召，也容易受西方主流思潮的影响，从而在意识中形成一种宏大的使命感——参与国家转型、推动社会进步、作为“历史车轮”的推动者。这种自我期许，在缺乏制度训练与政治实践的背景下，容易演变为一种理想化的动员模型：相信只要站出来，历史就会听见；相信只要够勇敢，社会就会改变。

然而，现实并不是象征逻辑的延续。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高度防御型的体制结构中，政治系统是冷酷、复杂且充满惰性的。青春的理想化认知不仅无法穿透权力的壁垒，反而更容易被体制视作挑衅，被压制为“敌对行为”。学生表达的形式——如绝食、静坐、占领道德高地——在体制的视角中，常常被联系到文革动乱的“群众造反”，而非作为沟通和建设的邀约。

于是，我们看到一种历史性的悲剧结构：一场怀抱善意与牺牲精神的青春行动，被嵌入了一个没有回应机制的体制系统中，最终陷入了“自我燃烧”式的象征性耗尽。绝食，不再是谈判策略，而是一种道德施压；而当这个呼唤没有回音，它就只能转化为自我牺牲。牺牲一旦发生，就会被历史记忆收编为“伟大”，而这种“伟大”又反过来遮蔽了青年理想在现实中的落空与无力。

我们当然不应将这种错觉简单归为“政治稚嫩”，而应看到它背后的结构症候。这是一个社会长期压抑表达、封闭公共空间、缺乏协商制度的产物。在一个没有对话传统、没有组织训练、没有公共行动教育的环境中，青春一旦觉醒，就容易朝着极端姿态与道德自绝的方向狂奔。不是因为他们激进，而是因为没有中间路径；不是因为他们冲动，而是因为缺乏制度缓冲，在加上他们的上几代前辈们，没有足够的思想资源和可复制的抗争经验可以引领他们前行，让他们避免前赴后继，重蹈牺牲者的悲壮结局。

这种错配在5月18日的对话现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学生代表的发言几乎没有提出什么可以现实操作的方案，因为内部的共识或预案，只能成为个人化的情感表达、道德诉求的展现。他们通过扮演“反抗一代的代言人”，但在缺乏明确议程与对话机制的背景下，这种代言注定无法生效。他们的唯一资源是道德感，而不是谈判策略。反观体制，则以“秩序优先”的语言回应，以“政策不容挑战”的逻辑防御。双方如同两套彼此封闭的语言系统，各自表述，完全脱节。

正是这种自我暗示的“认知错觉”：学生误以为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可以被感动、说服、影响的对象；而体制却视他们为无法掌控、可能引发连锁风险的异议团体。两者视角根本错位，结果便是“对话”在形式上成立，在实质上注定会失败。

今天回望这一切，我们不应止于情感回溯或道德赞歌，而应将“青春”视为一种社会普遍性的成长经验，视为社会机制中不可忽视的压力测试。如果不能构建起真正可持续的表达渠道与反馈制度，那么任何一次青春觉醒都可能陷入同样的命运：从高涨走向耗竭，从希望走向失语。

这当然不能怪罪青春之错，而是大陆社会体制长期失衡悲剧。但也正因此，我们必须自问：那一代学生领袖们是否高估了自身历史能力？是否误将朦胧的意识觉醒和象征语言当作现实力量？是否在误判体制性质的同时，也误判了自己的行动效能？以为只要代表历史正确的一方，就可以在现实中狂飙，既无所谓过程，也无所谓如何终局，只要有一个可以复述的理想初衷就好？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今日重审这段历史的意义，就不是再一次感伤的回望，而是学会真正的自我审视、学会理解不是自我的观念，而是理解外部现实构成的多重因素，包括其中决定成败政治人物的复杂性，才是成年的一个标志。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可以讨论社会演变的机制在哪里，并找到合适自己的参与方式。

反思与方法论：语言的边界与理解的可能性

重新进入1989年5月18日的那场对话，并非为了翻案、重评某一位领导人和一代人的自我评价，而是为了打通我们对历史理解的许多路障。这些路障最显性的表现，恰恰是官方和民运社群对各自营造的共识和对这场运动的定语，通过各自的叙事逻辑这段历史只能通过某种确定的滤镜才能被审视。无疑，我们对历史事件的记忆方式，往往是通过一些有限可用的“标签”完成的，而不是首先通过“对历史现场的重置”，并一节一节还原，从而找出所有被忽略的可能性和细节的完整复盘。

李鹏，在人们的认知中早被简化为“刽子手”，学生领袖们，也被塑造成“英雄”或“牺牲者”，而整场对话则被归类为“失败的骗局”或“权力的遮羞布”。这些判断虽然有其情绪上的正义性，却常常遮蔽了事实的复杂结构。

语言的边界，就是理解的边界。我们无法突破标签的框架，便无法深入事物本身的组织逻辑。李鹏的表现，是强硬？冷漠？还是一种共产党体制的不得已呈现的一个机会窗口？学生的姿态，是纯粹的正义？还是一种社会未完成想像的投射？这种问题的提出，不是为了制造“等量齐观”的虚假平衡，而是试图撬动一个长期僵化的叙事系统：我们能否不被语言预设的正义/邪恶所左右，重新去理解人物、结构、行为之间的深层关系？

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语言的边界即世界的边界。”这句话也可以理解成：当我们的语言扩展了，世界的边界也被拓宽了。况且，现实并不总是服从语言的规则，也不是语言的总和。我们仅可以用“协商”、“失败”、“镇压”、“动员”这类词语来构建历史情境，结果却是是用现代政治语言去反向覆盖一个尚未政治现代化的中国的社会结构。这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方面学生高估了自己运动的冲击力，另一方面却低估了共产党体制“非理性惯性”的容忍度，认为几次游行的成功，一次声势浩大的绝食和百万人上街就可以迫使当局逆转十年的制度惰性。

于是，历史成了两代人互相误读的一场碰撞，而语言也成了理解的陷阱。

这正是我想换一种方式和尤其是语言来讨论历史，哪怕只为了复原某一个时间点历史人物的表演：不是为了取代已有的记忆，而是为了补全记忆中被语言排除的部分。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历史不仅仅是事件的总和，更是理解方式的总和。不同的理解路径将塑造出不同的历史图景。我们之所以选择进入1989年的5月18日，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稀有的窗口，让我们得以观察一个极端紧张局势中，不同结构之间如何短暂地交汇、冲突与失败。

本文的写作本身是一种方法论的实践。我们不是从结论出发倒推事例，而是从一个个具体细节出发，在语言、行动、环境与结构中间找出裂缝与可能性。李鹏为什么迟疑？为什么握手？学生为什么拒绝撤离？为什么一方面他们以“广场学生代表”自居，一方面却内部组织林立，互相争斗、互不服从？为什么一方面“民主自由爱国”各种口号，一方面又各种表演性人格，对话语权的争夺？这些问题本身比答案更重要，因为它们迫使我们不再满足于已有的语言系统，而去寻找语言系统无法涵盖的灰色地带。

这种理解方式，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方法自觉的。它要求我们承认：没有任何一个观点可以囊括全部的真实，而只有多重视角、多层逻辑的交叉结构，各种互相可追溯的人和事，穷尽每一个变量的可能性等等，我们才可能逼近复杂的现实。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保持对“语言逻辑”本身的警觉——尤其是当我们企图用高度政治化的语言去还原一个极端政治化的时刻。

在这里，我们可以再一次回到本文的出发点：我们之所以重读李鹏，是为了不让历史的复杂性被简单化的情绪所吞没。我们之所以研究这场对话，不是因为它带来了改变，而是因为它暴露了改变为何不可能。我之所以写下这些话，不是为了说服谁，而是为了确立一个坐标——一个可以穿透立场、标签与情绪的认知坐标。

李鹏，并不是这篇文章的主角。他只是一个线索，一个入口，一个被高度情绪化处理的历史人物，他所留下的政治轨迹，无需为人所接受，但却值得被理解。理解的过程本身，是对思维惰性的挑战，是对政治标签的拒绝，是对知识结构的重塑。这也是本文最终的动机：将“再理解”作为“再认识”的起点，把“语言”作为“权力”的工具重新校正，把“历史”当作方法论的模拟实验——尤其当我们了解在AI时代下，新的语言和认知结构对我们固有的认知模型和思考方式的突破。

我们要的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一种能力：在复杂性中保持判断，在不确定中寻找路径，在历史盘根错节的深处建构理解，而非给出一个不容推翻的定论。

政治理解与现实准备：李鹏与我们的时代

1989年5月18日那场对话，会被一代人遗忘，但会被历史铭记，而重新进入它的意义，最终指向的并不是李鹏一个人，也不是那场注定失败的交流，而是如何理解政治本身。或者更准确地说，理解政治中那些最难被语言掌握的部分：不对称的权力结构、动员的激情、体制的惯性、个体的盲区，以及历史在各种交互力量作用下的不可预知性。

很多人把李鹏当作一个“冷血官僚”的代名词，这是在长久的政治情绪压抑中形成的一种叙事安全感：我们需要一个“坏人”来承载我们无法承受的失败。而学生则被塑造成“民主烈士”，承载了整个社会对“未来中国”的期望。这种简化不是没有道德基础，而是掩盖了历史中更重要的议题——当时的中国，是否具备一套成熟的政治想像与组织能力？换句话说，谁准备好了面对权力？谁理解了谈判的规则？谁意识到政治不是立场之争，而是博弈、程序与妥协之术？

我们当然可以在今天轻松地批判李鹏的语言、逻辑、制度代表性，但如果不能同时反观学生运动中那种“绝对诉求”、道德封闭性和程序经验的缺乏，我们将再次错过一次真正深度理解中国政治转型失败的机会。理解李鹏的同时，必须理解对手为何无法提出一套更有韧性的政治策略；理解制度的封闭性，也必须面对反对力量在现实策略上的空白。

这就是我认为重新讨论李鹏的现实意义：他提供了一个观察历史现场的入口。

观察什么？观察中国三十年来的制度转型失败，观察政治人格在极端时刻的结构反应，观察道德与权力、愿望与机制之间的错位。通过李鹏，我们可以理解到一种结构性冷漠——不是个人的性格缺陷，而是一种嵌入体制之中的行政理性，它可以在一瞬间压倒语言的魅力、程序的承诺乃至人性的动摇。而这种结构性的力量，目前并未因时间推移而退场。

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现实政治问题——无论是国内的官僚技术主义、民间的政治冷感，还是国际上民粹主义的兴起与制度对话的退化，都在重演某种“未准备好”的情境。李鹏的身影，也许早已淡出公共记忆，但他代表的那个体制逻辑、那个以“稳定压倒一切”为最高法则的治理方式，却依然活跃在今日的政治场景之中。

正因此，我们必须从“李鹏”中学到的，不只是历史的愤怒，而是政治的理解能力。理解什么是制度惯性、什么是制度构成的其他要素，什么是有限理性、什么是不同于知识分子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什么是社会正向变革的必要条件，什么又是现实主义的政治决策。这是我们面对今天世界时，必须具备的“第二套语言”——不仅仅只是正义的语言，道德的语言，而是经验，具有描述能力的语言；不是愿望的语言，价值判断的语言，而是有关权力的语言，有关可能性的语言；更不是情绪的语言，而是可规范化制度化的语言。

我们也必须学会分辨“道德化的政治犯”与“现实中的政治人”。后者之所以难以接受，是因为他不符合我们对“牺牲者”“战士”“烈士”的理想期待。但恰恰只有理解这些“非理想人物”，我们才能真正进入政治世界的结构内部。李鹏并不代表善良，也不是邪恶的化身，他只代表了是一种历史时刻中当时这个体制的现实的回应方式。

而真正的历史写作者，必须有能力从这种回应方式中，看出结构的逻辑、制度的脆弱、人的局限与对话的可能和妥协的必要。

换句话说，这篇文章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给出结论，而是为了提供一种路径：如何准备自己去理解这个世界。一个不确定、充满冲突、不断变化的世界。李鹏只是入口，通过他，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当年的邓小平到今天的习近平的发展脉络，从而理解中国这个国家权力的运行逻辑和它的演变方式；通过理解今天中国的变化，我们可以进一步反思和观察美国社会今天的变化，川普对地缘政治的冲击，包括理解西方民主制度在全球化时代下的衰弱与挑战。

讨论历史不只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为了更好的理解当下，从而预见未来。

我们不需要一个“再判决”，而需要一种“再认识”。我们要用新的方法，把刻意的人设还原成可触摸的个人，把情绪还原成逻辑，把标签还原成行为轨迹，把对抗性理解转化为结构性重建。这不仅仅是对李鹏的历史态度问题，而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将如何面对世界、如何进入现实政治、如何保持认知清明的一种知识重构的系统性训练。

如果说1989年春天的失败，揭示的是一个民族在制度转型面前的准备不足，那么今天我们需要准备的，是在全球权力结构重组的时代，如何保持对政治的清醒理解、对语言使用的谨慎掌握，对复杂现实的持续敏感，对人性缺陷的宽容和对未来的想像。

这，是我在六四36周年撰写“1989年5月18日那天的李鹏”一文的真正原因。

下面是李鹏与89学生代表对谈的全部文字记录：

李鹏等会见绝食请愿学生代表 

国务院总理李鹏等于5月18日上午11时至12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的学生代表。

李鹏：很高兴同大家见面。今天见面只谈一个题目，如何使绝食人员解除目前的困境。党和政府对这件事很关心，也为此事深感不安，担心这些同学的健康。先解决这个问题，以后有什么事都好商量。我们不是出于其它什么目的，主要是关心。你们年龄都不大，最大的二十二、三岁，我最小的孩子也比你们都大。我有三个孩子，没有一个搞“官倒”的，但都比你们年纪大。你们都如同是我们自己的孩子，都是亲骨肉。

北师大学生吾尔开希：李总理，这样下去，好像时间不够，我们应尽早进入实质性谈话。现在我想把我们的话说一下。您刚才说我们只谈一个问题，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不是您请我们来谈，而是我们广场这么多人请您出来谈，谈几个问题，应该由我们来说。好在，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广场上现在已有许多人，有多少人晕倒了，您大概也清楚。我想重点是如何解决问题。昨天，赵紫阳同志书面谈话，我们都听了，也看了。为什么现在同学们都没有回去呢？我们认为，这还有点不够，很不够，我们提出的条件以及现在广场上的趋势您是知道的。

北京大学学生王丹：广场上的情况，我可以介绍一下。现在已有两千多人次晕倒。如何能使他们离开现场，停止绝食，必须全面解决我们提出的条件。上次同阎明复部长也谈过这个问题。政府一定要重视民心，尽快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的意见很明确，要使绝食同学离开现场，唯一的办法就是答应同学们提出的两个条件。

吾尔开希：您这么大年纪，我叫您李老师，我觉得是可以的。李老师，现在的问题并不是在于要说服我们这些人。我们很想让同学们离开广场，广场上现在并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99.9%服从0.1％，——如果有一个绝食的同学不离开广场，广场上的其他几千个绝食学生也不会离开。

王丹：我们昨天对100多个同学做了一次民意调查，阎明复同志来讲话之后，是不是同意撤离广场。调查结果是99.9％的同学投票表示不撤离广场。在这里把我们的要求再明确一下：

 一、肯定这次学生运动是民主爱国运动，而不是所说的动乱；二、尽快对话，并现场直播。这两点如果政府能尽快圆满地回答，我们可以去现场向同学做工作，撤离广场。否则，我们很难做这样的工作。

吾尔开希：关于这两点，我还想说明一下，我们提出要尽快平反，否定社论，即第一，要求正面肯定这次学生运动，而且要反面地否定“四·二六”社论，否定是动乱。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说学生运动不是动乱。还有，应为这次运动定性。然后，可以想出几种办法：一、请赵紫阳同志或李鹏同志，最好是赵紫阳同志到广场去给同学直接讲话。二、人民日报发个社论，否定“四·二六”社论，向全国人民道歉，承认这次学生运动的伟大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尽量说服同学把绝食改成静坐，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解决问题。我们可以尽量说服，但我们还不敢说一定能够做到。但如果连这一点都不行的话，那后面的情况就很难说了。关于对话，应该是公开、平等、直接、真诚地同广大学生代表对话。这一点，国务院也说过，要对话，那么，我们这样提为什么不可以？公开，就应有电视直播，这也是真正地公开，而且应有中外记者在场。关于平等这一点，应该是由有决策力的领导同志，与真正的、能影响学生运动的、直接由学生选出的代表对话，这才是直接、平等的意思。对话之中，不应再出现诸如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这样的说法”、“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也可以这么说，如果有些问题政治局会议未讨论到，而我们提出来了，应该马上再召集会议研究，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态度。

王丹：现在我们这些代表到这里来，实际是代表广场上绝食的同学，为他们的生命负责而来的。所以希望各位领导能对我们提出的两个问题表态。作为发起者和组织者，我们都为同学的生命安全担心。我想各位领导也会有同样的想法。基于这些想法，希望能对两个问题尽快明确。

吾尔开希：其他同学还有什么意见，赶快补充，因为我们时间不多。

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甄颂育：希望尽快讨论。

北京大学学生熊焱：我们认为，不管政府方面还是其他方面是否承认它是爱国的民主运动，历史会承认的。但是，为什么还特别需要政府及其他各方面的承认呢？这代表了人民的一种愿望：想看看我们的政府到底是不是自己的政府。其实问题就在这里。第二，我们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人，我们都是有良心的人，有人性的人，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什么面子及其它什么东西都应放下来。只要是人民的政府，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人民是会拥护的。第三，我们对李鹏总理有意见，并不是对你个人有什么意见，对你有意见，因为你是共和国的总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生王超华：我同意刚才一个同学的说法，如果作出某种决议，但不代表广大同学的话，也是没有用处的。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王学珍：有不少北大同学在天安门广场。对同学们的行动，我们作为师长的，心里都很难过。我认为，我们广大同学是爱国的，是希望推进国家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广大同学不是代表动乱，这一点，希望政府能肯定。第二，希望政府的领导人，也希望总书记能到天安门广场，给同学们讲一讲，一方面表示理解同学们的心情，对于“官倒”、腐败现象，我们政府也已多次表示有决心解决。同时可把这些问题向同学们讲一讲，即没有人说广大同学的运动是一场动乱。我希望政府同广大同学配合，劝绝食同学回去。这样下去，对学生身体是不好的。中国的建设，民主政治的推进，都要靠青年人担负。

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王志新：民主、科学的口号已提７０年了，但一直未达目的，现在又喊出来了。我再赠给政府一句话，从４月２２日开始了请愿，结果你没有出来，５月１３日开始绝食直到现在。世界上有个惯例，绝食７天的时候，政府应该给予答复，连南非这样的国家都能做到。再一个问题，不知道政府有何想法，现在，加入游行队伍的有幼儿园的阿姨等，各种人都有。

王超华：我认为，同学们是在自觉地搞一场民主运动，争取宪法赋予的权利，这一点，我希望明确。如果仅仅说是爱国热情，那么在这种热情下，什么事也会干出来的。否则，无法解释这次运动中的冷静、理智、克制、秩序。

王丹：还有发言的没有？没有了，那么请领导表态。

李鹏：我提一点希望，当我们讲话时，不要打断。我们讲完后，如果谁还有意见，可以再讲，充分地讲。

北京大学学生邵江：学生运动可能已经形成一个全民运动。学生是比较理智的，但是我们不能保证全民运动是理智的。我想请你们讲讲，这种事态怎么办？

李鹏：你们讲完了吧，请铁映同志讲一讲。

李铁映：我作为国家教委负责人，已经与明复同志一起和大家讲过。关于与国家教委建立一些对话渠道，听取广大教师和学生的意见，对我们的工作提意见，这个问题，从国家教委来讲，没有能够建立一个正常的、多层次、多渠道的形式，能使大家有说话的机会，我们做得不够。

这次学潮发展到这样的规模，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因为，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全国范围内很大的一场事件，而且问题是一些政治问题，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事态还在发展。关于对这次学生游行示威的看法，我在两次对话中已经表示了。广大学生在运动当中，应该说表现了爱国的精神，应该说提出了很多意见，表达了爱国的愿望。但是很多事情并不能完全凭我们主观的想法和良好的愿望，要看事态的发展和历史的检验。大家都是反对动乱的，我们也反对，学生也反对，全国人民也反对，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局面。如果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一个稳定的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什么事情都吹了，不管是经济建设也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也好。我们振兴中华的这个愿望，没有一个稳定的局势，或者继续通过改革建立长治久安的稳定的机制，没有一个稳定的和平的国际环境，我看中华民族的振兴只不过是一个愿望，或者说是一句空话。不管我们内部有多少问题的讨论和争论，都应在民主法制的范围内进行。我们有人民代表，我们有人大，还有各种各样的机制。对广场上的学生和广大学生的最大爱护，就是希望我们共同努力，在逐渐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建立一个能够真正实现振兴中华的这么一个机制，这是我们的历史的任务，这也就是我们十三大提出来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要达到的目的。现在事情的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同志们的主观愿望和良好的爱国热情。例如从昨天来看，全国已有１９个城市发生了不同情况的游行示威，有一些学生已从其他各地来到北京。现在广场上的那些学生已经不完全都是北京的学生。像这么一种秩序，已经不完全和我们的主观愿望相适应。为解决同学们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已经举行几次对话。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来研究如何通过民主和法制的办法来加以解决。希望同学们能够认真思考，使我们在座的一些同学能够工作，使在广场上的同学尽快回到学校去。

阎明复：这些天来，我和同学们有过多次接触，我现在关心的唯一问题就是要救救在广场上绝食、体质非常虚弱、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孩子们。我想，问题的最终解决和绝食要分开，特别是没有参加绝食的同学，要爱护绝食的同学。我相信问题是会最终解决的。但是，今天就必须把一些身体非常虚弱的同学送到医院里去。我们应该达成一个协议，把这两个问题分开来谈，因为现在事态的发展正像我５月１３日晚和吾尔开希、王丹讲的，已经超出了发起人的善良愿望，已经不是你们能够影响得了的。５月１６日，我到广场上和同学们交换意见，我提出了３点：第一，请你们马上离开，把绝食的同学赶快送到医院去抢救；第二，我代表中央宣布，绝对不会对同学们“秋后算帐”；第三，如果同学们不相信我的话，在人大常委会开会之前，我可以和同学们一起到学校里去。听说我走之后你们同学组织讨论，有些同学同意我的意见，但大部分同学不同意。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领导同志本想到广场上去看望同学们，因为没有与你们联系上，就没有办法进去，这一点你们可能都知道。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同学们自发产生的３个方面的组织，对局势的影响是越来越差了，现在事态的发展不是按你们的意愿进行的。事态会怎么发展，我们很担心。现在你们唯一可以影响的是，决定绝食的同学离开现场。党中央、国务院有诚意、有决心解决同学们提出的问题。现在人们关心的重要问题是孩子们的生命，对孩子们的生命要高度地重视，对孩子们的生命要负责。

陈希同：我来这里时，车子已经很难通行，所以晚到了。我作为北京的市长讲几句话，这几天事态的发展，同学们都已经看见了，广场上的游行大家也看见了。现在，许多人很关心这件事，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机关干部，都关心目前发生的事情。许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到市委、市政府，希望我们能够按照赵紫阳同志讲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大家知道，现在城市交通基本上瘫痪，生产受到极大的影响，有的工厂的一些工人也出来了，表示支持同学们。但多数群众希望不要再这样继续下去，希望安定下来。如果全城交通瘫痪了，供应中断了，会对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一点大家是很明白的。他们要我向同学们转达这个意见，现在，我转达了。

现在，大家对绝食的同学都非常关心，医务工作者、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都十分关心绝食同学的健康，要求给他们以最大的方便条件，能够把绝食的同学顺利地送到医院。他们向我提出来，政治问题是政治问题，不要拿我们孩子的生命开玩笑，或者作为一个什么交换条件。我想，这一点希望同学们能了解。你们因为绝食，身体受到影响了，甚至于牺牲了生命，对国家、对个人都没有好处。我作为市长，就转达这两点意见，希望同学们多多协助，让红十字会能够履行他们的人道主义的义务，保证每个绝食同学的生命安全。我们市政府决心提供一切必要的手段，提供防雨、防寒设备，我们现在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

李锡铭：我没有什么说的，现在首要的任务是不要有一个绝食的孩子生命受到威胁。要团结一致，先解决这个刻不容缓的问题。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李鹏：我现在谈几点意见。大家愿意谈实质性问题，我首先谈实质性问题，我建议由中国和北京市的红十字会，负责把参加绝食的同学安全地送到各个医院去；我希望所有在广场上的其他同学予以协助和支持，这就是我的具体建议。同时，我要求北京市的和中央所属单位的各级医务人员，大力地抢救、护理参加绝食的同学们，以保证他们生命的绝对安全。不管我们之间有多少共同点，或者还有什么不同点，现在救人是第一位的。在这方面，政府责无旁贷，有责任。每一个在广场上的同学也应该从关心同学的立场出发，予以协助。我这个要求，不是讲等到绝食的同学在生命垂危的时候再把他们送走，而是现在就把他们送到医院去。我已经发出指示，要求各大医院想一切办法，腾出床位和必要的医疗条件，接待这些绝食的同学。这些天来，我们广大医务人员也是非常辛苦的，他们夜以继日地、精心地护理绝食的同学。今天上午，我和紫阳、乔石、启立等同志看望了在医院的部分同学。

第二点，无论是政府，还是党中央，从来没有说过，广大同学是在搞动乱。我们一直肯定大家的爱国热情、爱国愿望是好的，有很多事情是做得对的，提的很多意见也是我们政府希望解决的问题。我坦率地讲，你们对于解决这些问题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有些问题我们一直想解决，因为有许多阻力，未能及时解决。同学们很尖锐地提出了这些问题，能够帮助政府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这一点，我认为是积极的。但是，事态的发展不以你们的善良的愿望、良好的想象和爱国的热情为转移。事实上现在北京已出现秩序混乱，并且波及到全国。我没有把这个责任加给同学们的想法，绝对没有这个意思。现在这个事态，已是客观存在。我可以告诉同学们，昨天京广铁路在武汉一段被堵塞了三个多小时，停止了铁路动脉的运输。现在有不少城市的社会闲杂人员，纷纷打着学生的旗号到北京来了。北京这几天，已经基本上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我再说一遍，绝没有把这个责任加给同学们的意思。我希望同学们想一想，这样下去最后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对全国人民负责的政府，我们不能对这种现象置之不理。我们要保护广大同学的生命安全，要保护工厂，保护社会主义的成果，保护我们的首都。这些话，你们愿意听也好，不愿意听也好，我很高兴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告诉大家。动乱，中国出现过很多次，原来很多人并不想搞动乱，但是最后发生了动乱。

第三点，现在是有一些机关的工作人员、市民、工人，甚至有我们国务院一些部门的人员上街游行，表示声援。我希望你们不要误解他们的意思，他们出于对你们的关心，是希望你们身体健康不要受到损害。但是这里面也有许多人的作法，我是不完全赞成的。如果他们劝你们吃点东西，喝点水，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劝你们尽快地离开广场，有话好和政府来商量，这完全是正确的。但是，也有不少人是在那里鼓励你们继续绝食，我不能说他们动机怎么样，但是这样做，我是不赞成的。作为一个政府的总理，不能不表明我的态度。

同志们提出了两个问题，我们是理解的。我作为政府的总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今天不讲，我会在适当的机会来讲这个问题，而且我也差不多讲了我的观点。如果今天一味要在这个问题上来纠缠，我认为是不合适的。如果你们认为你们自己在座的这些同学，不能够左右你们伙伴们的行动，那我就通过你们向在广场上绝食的同学发出呼吁，希望他们尽快结束绝食，尽快到医院去接受治疗。我再次代表党和政府向他们表示亲切的慰问，衷心希望他们能够接受政府对他们这一很简单、而且很紧迫的要求。

吾尔开希：非常抱歉，我刚才给您写了一个条子，我现在想提醒您，刚才说纠缠这个问题，我们学生现在只是从人道主义立场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还有一点，现在解决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说服我们在座的这些人，问题是在于怎么让他们离开。他们离开的条件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只有这一种可能性，这是客观现实。我们广场上如果有一个人不离开，再继续绝食的话，我们就很难保证其他的几千人离开。关于由红十字会解决这个问题，我请李总理和在座的领导同志们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的可行性。我现在再说一遍刚才说的话，咱们不要纠缠，这也是我们的意见，迅速答复我们的条件，因为广场上的同学正在挨饿，如果再不行，还在这个问题上纠缠的话，那么我们认为政府毫无解决问题的诚意，我们这些代表没有必要在这里再坐下去了。

王丹：如果李总理觉得会闹成动乱，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话，我可以代表广大同学说，应由政府来负全责。

熊焱：亲爱的李鹏同志，刚才您说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好像社会上有动乱的迹象，我要讲学生运动与动乱的关系。学生游行与动乱没有关系，望能及时解决。

阎明复：在今天这个对话中，大家的意见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了出来。李鹏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表示了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现在一个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尽快地使绝食的同学在红十字会的协助下，到医院里边去进行治疗。其他的问题，我们都有时间来解决。对话就到此结束。

王志新：这不是对话，而是见面。

阎明复：对，是见面。